论姚鼐的语言艺术

姚鼐散文的语言艺术成就和特色表现在寓丰富于简洁、寓深意于言外、寓工妙于自然、寓浓郁于平淡、寓神气于音节等五个方面。姚鼐之所以能创造出上述语言艺术成就和特色,在于其能自觉地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把握文学的特性,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能熟练地掌握和发挥汉字和汉语言的特长,注重对现实的"亲览"等。     

论姚鼐对封建官吏形象的描写

姚鼐通过颂扬好官,衬托和凸显了封建官场上贪官横行、昏官霸道、庸官尸位、好官受害,封建统治面临衰朽的严酷现实。其在文学史上,有某些突破、创新和积极意义,不应以“御用文人”的“御用文学”一笔抹煞。     

姚鼐“不关心国计民生”吗？──论姚鼐散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本文对新近出版的《惜抱轩诗文集·前言》（以下简称《前言》说姚鼐“不关心国计民生”、“文章虽多．无一语涉及民间疾苦者”，作了批驳。指出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国计民生和民间疾苦的关切之情．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正是其内容特色；而掌握其旁敲侧击、正反对比、以实写虚、寓阳刚于阴柔等艺术手法，则有助於我们真正认识和理解姚鼐及其作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求认识姚鼐及桐城派的两面性，给予姚鼐和桐城派以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论姚鼐对厉鹗之诗学批评

从创作心态角度分析了清代中期桐城诗派领袖姚鼐对浙派领袖厉鹗的诗学批评及其原因所在。姚鼐以充满阳刚气度的儒家君子人格作为立身之本,进而在文学创作中也追求一种与之相应的弘大之美;而厉鹗由于性格及生平经历等原因,一生以诗人自居,以文学创作为立身之本,故而在文学创作中求新求奇但境界不广,故此引发姚鼐对其创作的严厉批评,由此可知姚鼐、厉鹗两人诗学歧异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其人生定位的不同。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淅派和桐城派诗歌大有裨益,也为清代诗歌的心态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上佳个案。     

姚鼐“镕铸唐宋”新论

姚鼐论诗,反对唐宋诗之争,明确主张“镕铸唐宋”,吸取二者之长以补二者之短,形成新的风貌。故此,在学诗方法上,将宗唐诗风的模拟与宗宋诗风的新变融合;在表现内容上,将唐诗重性情与宋诗重学问融合;在美学趣味上,将唐诗的蕴藉与宋诗的高奇融合;在诗风取向上,将唐诗的宏阔与宋诗的幽深融合。姚鼐以宗宋诗风弥补宗唐诗风的空虚、平熟及肤薄,又以宗唐诗风挽救宗宋诗风的险怪、枯寂与浅直,由此而臻于“完美”。“镕铸唐宋”成为清代一种比较通行的诗学追求,昭示着清人力图构建本朝诗风的宏愿。     

邓廷桢幕府与“后姚鼐时代”桐城派的传衍

道光年间,邓廷桢出任安徽巡抚,管同、梅曾亮、方东树等人先后入其幕府。从时间、地点、人员等角度看,邓廷桢幕府处于从姚鼐去世到梅曾亮在京师传播桐城派之间,立足于安徽大本营,对流派成员提供了很多帮助,为桐城派向全国的扩散积蓄了力量。入幕的桐城派成员互相切磋文艺,交流文论主张、学术观点。幕府成员的复杂性,也反映出桐城派与阳湖派、汉学以及当时的“实学”思潮之间产生互动。     

不囿门户 独具特色──论《唐宋诗举要》对王士祯、姚鼐选录标准之突破

《唐宋诗举要》是近代学者高步瀛先生的一部著名选本，历来影响很大。过去有人认为该书是王士祯《古诗选》和《唐人万首绝句选》及姚鼐《今体诗抄》三种选本的再选本，因此“难以逃出王士祯和姚鼐两人的范围”。本文通过具体比较，揭示彼此在选录实践和理论标准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亦展现其善于借鉴而又不囿于门户，勇于突破、较为客观的选录特色。     

“同情之默应”方法辨析

"同情之默应"作为汤用彤先生研究佛学的方法,在以往的众多研究中存在着理解或解释的简单化倾向。汤用彤对宗教情绪的注重出自缜密的科学研究的要求,作为思想方法又突破了科学主义的藩篱,在新文化运动中,虽与众不同,但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就。     

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

方东树为学经历了一个由杂至纯的过程,为学并非"三变",程朱义理之学始终是其治学之主线,并制约其学术观念。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治学用力处有所不同,年少时重"文事"但不废朱子学,中年以后重心性义理的研说亦不废"文事",晚年对"文事"及心性义理的研说更为深入。经世致用是其治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并因之强化了程朱之学的经世意义。     

姚鼐的诗刍议

新中国成立后已出版多部文学史著作,其中只谈到姚鼐的文,均未涉及姚鼐的诗,甚至认为他的诗"可取者甚少"。文章认为只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考究,就会发现姚鼐的诗"沉壮苍老",入"少陵之室",可取并非"甚少"。姚鼐诗清拔刚劲,精深萃美;不少诗篇感情诚挚,思想深沉;还有一些诗作与其文互补,拓宽了诗的境界。他的诗既得古人精意,亦有自己的独创,对近代诗歌创作有着较深远的影响。文学史著作不应该把姚鼐的诗排除在诗林之外。     

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

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姚鼐的妇女观和他笔下的妇女形象

本文以确凿的事实说明 ,姚鼐的妇女观和他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只有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宣扬守节、尽孝等封建的妇女观的一面 ,还有受戴震等人的进步思潮的影响 ,反映出某些新思想、新观念的一面。如他从不歌颂烈女 ,在对节妇的褒扬之中又揭示她们的艰难与痛苦 ,歌颂母亲在治家教子中的杰出作用 ,宣扬“唯贤者为尊 ,其于男女一也 ,”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 ,等等。因此笔者认为 ,在批判其封建性糟粕的同时 ,不应忽视其民主性精华。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     

从《今体诗钞》看姚鼐的诗歌批评

姚鼐诗学于乾嘉时期自成一家,其《今体诗钞》后世流传较广,明显体现出作者的诗歌批评特点。姚鼐评选诗歌重才力、尚奇警,以文法解诗、注重考据,并采用了圈点的批评形式。     

白居易在洛阳期间的佛教信仰

洛阳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主要生活地,他在洛阳期间与圣善寺、奉国寺、长寿寺、香山寺、天宫寺等著名佛寺均有密切的往来,这些佛寺分别属于密宗、禅宗、净土宗等不同宗派。他在洛阳期间佛教信仰有不拘门限、兼容并蓄等主要特征。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在唐代后期有代表性。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舍勒的佛教现象学诠释及其限度

舍勒对佛教的研究立足于现象学而展开,在佛学诸要素中,舍勒不注重从意识结构的角度去探讨佛学的特质,而是直接从佛教的世界现、人生观入手,剖析佛教的实质.他认为佛教实质是一种受苦的形而上学,这一学说对苦的本质以及如何去苦有其独特的理解.舍勒指出,佛教慈悲观念的实质意义在于否定自我与个体,从而最终趋向于虚无.舍勒从人格(位格)角度对佛陀等圣者形象所做的现象学描述,具有普适的哲学意义.     

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及家庭环境决定他受到佛禅影响较少,从具体的诗作考察,可知凤翔之前,苏轼完全是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佛禅并未真正进入到他的精神领域之中。凤翔时期,苏轼诗作虽然数量上没有大幅增加,但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     

瑶族长鼓舞的文化阐释

长鼓舞是瑶族的民间舞蹈,是瑶族人古老的原生态艺术表演形式,它融歌、舞为一体,反映了瑶族独特的文化内容与特征,是瑶族民族历史、情感、精神与价值观的再现与记忆,反映出瑶族人民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风俗习惯和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