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

<正> 两晋的赋税制度,主要有户调和田租两大项。由于资料简缺,要说清楚这两项制度的内容,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户调制正式创立于曹魏建安九年(204年),那时规定“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魏末晋初,增加为“绢三匹、绵三斤”。及至太康元年(280年)西晋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又颁布了形式完整的户调制度。《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称: 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试论西晋占田制度

一、关于西晋田制税制的主要文献关于西晋的田制和税制,现存的唐修“晋书”有二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户调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边郡或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夷人输宾布户一疋;远者或一丈。』第二个内容是占田制度与课田制度:『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二十六以上,为老少不事。』从这两条文献看来,户调式是从户课税的税制。而占田制与课田制,合着下文所记晋故事之所规定,则是从丁的田制。     

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

关于明代徭役的三大类別及編派对象或方法之不同,《明史·食貨志·賦役》曾以几句最簡单的話概括出来,說道: “役,日里甲,日均搖,日杂泛,凡三等:以戶計日甲役,以丁計日杂役,上命非时日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驗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又云: “迨造黃册成,以一百十戶为一里,里分十甲,日里甲,以上中下戶为三等,五岁〔一〕均役,十岁一更造〔黃冊〕。一岁中諸色杂目应役者,編第均之,艮〔差〕、力〔差〕从所便,日均榣。他杂役,日杂役。”     

北朝均田制度下的租调剥削

<正> 北魏推行均田以前的租调制度,据《魏书·食货志》的记载是:“太和八年(484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     

《礼记》郑注辨误一则

近读<礼记正义>至<学记>,见如下经文:"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郑玄于"中年考校"下注云:"乡遂大夫间岁则考学者之德行道艺.<周礼>:三岁大比乃考焉."(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版,卷三十六,第1521页)笔者对此颇有疑问,故略陈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古代文论诗性言说的生成语境和主体用心

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与其所处具体语境和主体用心密不可分.或三五亲朋,酒边烛外;或赋闲独居,尘氛退避,悠闲的环境和轻松的心情,有一种松散的、随笔式的言说与之适应.言说者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入兴贵闲的心态促成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性和鲜活.当然也有立志高远者,独立著述,欲成一家之言,自然形成相对严谨、自成体系的言说.     

长孙皇后与马伕

唐太宗有一匹骏马,他特别珍爱,养于宫中,精料金鞍,时时赏玩。一天,这匹骏马突然无病暴死,太宗大怒,要杀养马宫人。长孙皇后听到这件事,便在后宫给太宗讲了一段故事。她说:“齐景公有一匹骏马死了,他怒而要杀养马人。晏子当着景公的面,厉数马伕三大死罪说:‘养马而死,是你第一大罪;你惹得君王     

官渡之战并非“以弱胜强”

官渡之战素以“以弱胜强”著称。史载曹操以“不满万”之兵击败袁绍的“精卒十万,骑万匹”。然而是否属实,裴松之早就提出有力的质疑:“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亡,来应如此之少也。”按,官渡战前曹兵屡有激增:破黑山于毒等十余万;破青州黄巾三十余万,收其精锐号曰“青州兵”;建安三年终破吕布,并其众。拥有三、四十万兵力难道     

唐長孺教授来我校講关于魏晋到隋唐的几个問題

武汉大学唐長孺教授,十一月上旬,应邀来我校講学。这次講学共講三个問題。 第一个講題是:“魏晋到隋唐直接生产者地位的变化”。唐先生認为,在魏晋时直接生产者就是国家的編戶和工匠及属于士族的“部曲”、“佃客”。“部曲”和“佃客”沒有人身自由,是士族的私属,他們如同物品,可被主人用以交换或作礼品贈送。     

“上服度则六亲固”的确切涵义

《史记·管晏列传》中“上服度则六亲固”一句,古今学者有种种诠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两家:唐代尹知章《管子》注:“上行礼度,则六亲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结固之。”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则六亲坚固也。六亲,谓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从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该句出《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     

“打草谷”辨

《辽史·兵卫志》载:“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曰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这段史料说明:辽国没有军需粮草的供应;只靠军队“四出抄掠”,通过“打草谷”的办法来解决;从事“打草谷”的军队占辽军的三分之一。今天,某些史学著作仍对辽军所谓“打草谷”行为加以批判,因而,对“打草谷”有进一步辨明的必要。     

明初冀东移民中的故元官属遗民

在明初冀东地区的移民队伍中 ,有一种类型比较特殊 ,这就是故元官属遗民。此类移民主要发生于洪武和永乐两朝。明政权在建立之初 ,退守漠北的故元残余势力时常南下骚扰 ,对明朝新生政权构成威胁。在这种形势下 ,明政府一方面在北部边界屯驻大军 ,以随时抵抗蒙古势力的进攻 ;另一方面则实行“空边”政策 ,即将塞外边民大量迁入内地。这些被迁往内地的降民 ,大体分远近两种类型 :远者迁至江南、四川等地 ,如洪武元年 (136 8年 )八月将一批元故官迁往南京 ,洪武二年(136 9年 )迁幽燕之地的蒙古降民于南方 ,洪武三年 (1370年 )迁蒙古降民于四川 …     

小马的选择

牧马人家的母马生下了三匹小马。小马渐渐长大了。这天,牧马人对它们说：“你们想不想成为能追风逐电、驰骋天下的宝马良驹？”“想!”三匹小马异口同声地响亮回答。牧马人一听,脸上绽开了笑容,说：“好,这正是我希望的。那你们看看,你们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一副精美的辔头。”一匹小马说。“我想要一副漂亮合体的马鞍。”另一匹小马说。“那么,你想要什么呢？”牧马人问第三匹小马。     

凤凰山下紅旗飘——英武店村史

英武店村座落在山东省海阳县西南山区边沿的臣陵地带,是该县行村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东南有黑牛山,正南有凤凰山,东北有刁虎山。解放前,全村共有一百六十多戶人家,三千来亩地。其中乔元义、郭广德、王坤山、乔维松等八戶地主和一戶富农,就占有耕地1200亩以上。他们的地,大都在村边、河旁和西南崗上,土质肥沃,平平坦坦一大片。穷人的地,却都在四周的山上,不但分散零碎,而且六成石头四成沙,泥土不过一小把,根本长不出棵象样的庄稼来。所以,从表面上看,地主富农的土地,虽说只占全村的三     

人民公社制度的創立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踐相結合的典范

大規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五业并举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以来,仅短短的几个月,在我国广大农村就已經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为止,共成立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的戶数有一亿二千多万戶,共占全国各族农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是我国又一次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     

国民党与“耕者有其田”

中国国民党在其历史上曾三次主张或实行过“耕者有其田”:一次在孙中山晚年时期;一次是蒋经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赣南时期;一次是台湾五十年代土改时期。现对这三次“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及实施情况作一述评。 1.孙中山早年有过“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据梁启超回忆,1899年孙中山在日本同他谈论土地问题时就指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     

读古书当读清人著作

清人张之洞曾与诸生论读书不必畏难之事说 :“读书一事 ,古难今易 ,无论何门学问 ,国朝先正皆有极精之书。前人是者证明之 ,误者辨析之 ,难考者考出之 ,不可见之书采集之。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 ,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诸公最好著为后人省精力之书 :一搜补 (或搜出 ,或补完 ,或缀辑 ) ;一校订(讹脱同异 ) ;一考证 (据本书 ,据注 ,据他书 ) ;一谱录 (提要及纪元地理各表谱 )。此皆积毕生之精力 ,踵曩代之成书而后成者。故同此一书 ,古人十年方通者 ,今人三年可矣 !”张之洞的这段论述 ,确对读古书有所启示 ,他在《书目答问》中…     

打草谷家丁

耶律德光临死,总结南下中原得失,自谓“打草谷”乃三大失策之一。所谓打草谷者,概括言之,总兵虏掠且以人为炮灰也。打草谷,非正兵为之,多“家丁”所做,而此类“家丁”,必中原无赖之属。《辽史·兵志》:“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四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又曰:“其打草谷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团为队,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壕堑;攻城之际,     

《离骚》作于汩罗辨

<正> 《离骚》写于何时何地,分歧颇大。如细细数来,竟可达数十种之多,有的观点相近,有的大同小异,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曰作于怀王朝屈原遭谗被疏,罢“左徒”,黜“三间”之后,地点在郢都;二曰怀王朝被放于汉北时所作;三曰作于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来立或初立之时,地点或汉北或郢都;四曰作于顷襄王朝流放江南之后,或流放之初,或流放途中,或流放之末。上述诸说,就时间而言,最早的认为作     

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所组织的移民

唐皇朝为了有效地控制治下的人民,以保证其赋役征发的来源,通过完整而严密的籍帐制度、“五保”制度将民户牢固地控制起来,并以种种严格的法令条文限制人民的迁移,因而原则上民户的自发迁移乃是非法的行为。只是在法令特定的范围内,可作有条件的迁移。 《大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唐令有云:“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