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的“治统”思想

<正> 一、反对“正统”提出“治统” 王船山论史,继承了历史上以古为鉴、以史资治的优秀传统,不是就史而论史,而是从资治的目的出发来论史。根据这个     

钱大昕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论析

学界有些学者一直认为乾嘉考据学与经世治用的治学宗旨是相违背的，本文则认为此种认识有失之于偏颇，乾嘉时代最负盛名的史家，考据学的巨擘钱大听即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文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特别是他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以史为鉴，针砭时弊，从而将学术研究与时代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此种治学精神对今日学者治学亦会有所启迪。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提出了自己的作史目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作史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司马迁似乎没有正面阐述出他的治史理论,但仔细考察整个《史记》的记叙和论说,可以认为,关于“势”的思想就是司马迁治史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些粗浅的认识,以就正于同志们。     

论班固主进化、重时命、反神学的进步思想

班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派,《汉书》也被认为是在神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这往往是传统的比较“马班”异同导致的结论。然而司马迁与班固相距百年以上,仅仅把两人做纵向比较,恐怕还不足以给班固定论。笔者以为,如果把班固与其同时代人、并且是师兄弟的王充做一番横向比较,也许更有益于全面评价班固,止如鲁迅所言“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以轩轾,必取他种人与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     

《史记·货殖列传》散论

《史记·货殖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异军突起似的经济思想和货殖主张,招致了历史上不少正统学者的非议。班固父子读后,贬之曰:“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北宋李觏作诗责司马迁“闻道寡”,而盛赞班固之“驳议何洋洋”(《盱江全集·读史》);金代王若虚更疾之若仇,惊呼“迁之罪不容诛矣！”(《滹南遗老集》卷十二)由此可见,《货殖列传》决非等闲之作,值得深入探讨。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司马迁与自然之道

司马迁受道家崇奉自然、抱朴守真思想的影响,并在为政理念、治史原则、文章风格、文艺思想、个性及人格理想等诸多方面有所体现。     

陈垣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陈垣和傅斯年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位史学大师,其治学风格有异有同。他们一重“土法”,一用“洋法”,但都以史料为治史的基点,以发扬民族文化为治史的理念,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     

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

司马迁曾将自己的著史宗旨明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而他在贯彻这一宗旨时 ,又表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在“究天人之际”时 ,司马迁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宗镜 ,主张顺天而动 ,同时突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扬弃了以天命为中心的神秘主义思想。司马迁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志在“通古今之变” ,而这又是对道家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于道家的批判精神、人格独立意识和抱朴守真思想 ,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成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另外 ,在社会政治观、人生理想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 ,司马迁也颇得道家思想之沾溉     

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

“两司马”是人们对西汉文坛翘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并称。自汉代班固论武帝得人,举凡“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以来,历代论者即多以二人相提并论。如《北史·文苑序》谓汉自孝武之后,“扬葩振藻者如林,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