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与政治社会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是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一项社会政策,作为国防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目标是扫除文盲,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究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政治社会化的运动.用政治社会化的视野来审读这场运动,不难发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在政治社会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中共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其结果也达到了这一目标.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全国普遍存在难民、灾民以及鳏寡孤独等。针对以上群体的存在,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本文探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社会救助经验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这一片热土,这一方人民——读《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重庆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抗战中的重庆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研究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财政金融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财政金融政策对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实现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烙上了国民党政治腐败的印痕。正确评价抗战时期国统区财政金融政策,对我们以史为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金融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主要财政金融政策进行了剖析,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形成进行了反思。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发展政策探析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中共自身影响的扩大,我们党为了坚持抗战到底,积蓄力量,及时制定了发展党员的政策及壮大队伍的基本方针、巩固党组织和整顿党组织的相关政策,实现了中共的大发展.中共党员队伍的壮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对新时期党员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陕甘宁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及其经验和启示

抗战时期,由于毛泽东、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广泛宣传、有力领导,陕甘宁边区的科技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其思想重视、措施得力、目的明确和艰辛奋斗等经验,对于今天发展科技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共抗战文艺政策的务实与前瞻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党从全面抗战的现实需求、形势变化与发展趋势出发,不断调整文艺政策,由对“抗战建国”的认同与独到阐释,到举起新民主主义旗帜,再具体到工农兵方向的倡导与实践,表现出浓郁的务实色彩与高远的前瞻眼光。中共文艺政策有效地应合了时代的召唤,引导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及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出生机勃勃的人民文艺,推动并见证了从民族解放到社会解放的历史进程,至今仍有取之不尽的历史价值。     

抗战时期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新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政策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转折。抗战以前，采取的是反对、限制和打击外国在华教会的方针；抗战时期，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步转变了对传教士、教会的政策，展开了对基督教会的统战工作，在动员中外基督教人员团结抗战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长江局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中共意识到仅有抗战行动还不够,还需在根据地以外进行自我引介,及时宣传自身的抗战主张,从而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1937年12月,中共决议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专门负责宣传中共抗战的方针、政策,报道中共抗战之进程以及联络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扩大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统区通过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积极组织和参与外事活动,向外界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港澳侨胞、华人华侨及外国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援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至1938年10月,因武汉沦陷而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时有力地塑造、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引领者的形象。     

论抗战时期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之成因

论抗战时期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之成因彭超抗战时期，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音乐，其影响是重大的，其意义是深远的，其内容是丰富的。然而，当我们仔细浏览半个世纪前的抗战音乐文化，纵观抗战时期的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桂林、昆明以及其它国统区的大中...     

中国现代转型悲壮进程中的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新闻与文化传播的中心。研究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流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描述和阐释这段峥嵘而特殊的历史。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这段历史的内容广泛涉及到抗战时期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领域,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运动的关系尤其密切。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诗歌朗诵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的诗歌朗诵运动在国统区诗歌朗诵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它对抗战宣传和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抗战时期重庆文艺事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抗战时期重庆的朗诵以慷慨激昂的风格为主,诗歌朗诵理论探索的成果集中在洪深的专著<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中.在朗诵诗的创作上高兰的成绩最突出.那时还对"朗诵诗"的存在意义、内容、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重庆的诗歌朗诵运动之所以得到较快发展,与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不无关系.     

试析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期间中共民间外交能广泛开展的主要原因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为民间外交的开展提供了策略依据;美英对华政策的转变对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也为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国内条件。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刘文典先生的居滇岁月(下)

抗战时期的刘文典先生,既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家和狷介名士,同时也是一个与亿万民众一起,同赴国难、共渡时艰的普通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刘文典的个人生活同样充满着许多不幸和痛苦。在1943年写给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对抗战以来个人和     

极具特色的陕甘宁边区民族政策

抗战时期（1937-1945）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针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边区民族政策尽管只具纲领性,没有形成专门、系统的文本,但其模范的实践性和强有力的工作机构提供的保障性仍使边区民族政策取得辉煌成就,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抗战时期的民盟与中共统战政策

抗战时期的民盟,是国共两党以外最大的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为民主、统一、团结、抗战而奔走呼号,以建立一个“十足的民主国家”为追求目标。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中间派,中共对民盟的组建和各类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鼓励,并将中共的政策、措施及国际局势,随时与民盟沟通,使这个一贯以不偏不倚、恒守中间立场的民主党派,引中共为同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