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从《永贞行》看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一谈及韩愈的政治态度,论者们必谈“永贞革新”;一谈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论者就又必然谈到韩诗《永贞行》——它似乎已成为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的铁证。毋庸讳言,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是有错误的。但他是否就是“永贞革新”的死硬反对派呢?仔细分析一下《永贞行》这首诗,再结合一些其他材料深入探讨一下,觉得似乎也不尽然。     

试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兼就今本《顺宗实录》的真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长期以来,论者在评价韩愈时,总认为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维护或倾向于代表世族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立论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说他反对“永贞革新”。最近,张国光同志发表《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一文,说今本《顺宗实录》是韦处厚     

论唐宪宗对永贞革新之继承与发展

唐宪宗登基后,仇视其父顺宗所用之人,对永贞党人大加贬逐.但在确定元和国策时,他却继承并发展了永贞党人的未竞之业,并因此成就了"中兴"之美名.从这方面看,永贞革新对元和政局的影响是深远的.     

古晋昌城考

“晋昌城”,明清以来的一些《水经注》刻本都讹作“晋昌川”;例如明嘉靖年间黄省曾刊本,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吴琯刊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朱谋玮的《水经注笺》等;至于清代沈炳巽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及王国维之《水经注校》中于此也未作订正。根据清代一些考据家们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的考订,认为“川”乃是“城”字之讹。王先谦作《合校水经注》,杨守敬、熊会贞作《水经注疏》,二书中都采纳了全、赵,戴三氏的考订结果,这样,     

关于柳宗元与王叔文结识的时间

司马光根据柳宗元、刘禹锡调入朝廷的时间,把王叔文集团的结成,定在贞元十九年,但未说明其成员自何时结识,而据柳宗元的一封信中提供的材料,可知柳、王二人结识的时间。“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在柳州贬所给左拾遗萧俛写了一封信,提到自己“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柳宗元集》卷三十《与萧翰林俛书》)罪人系指王叔文。写此信时,柳宗元年“已三十七矣”。其又言“永贞革新”“时年三十三”。那么三十七     

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兼论韩愈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人们公认的杰出的文学家;但对他的思想与为人,却有不少人持否定的态度,主要的根据是:韩愈“仇视”“永贞改革”。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认为,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七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柳文指要》,则更猛烈地抨击韩愈勾结方镇、疏附宦官,把韩与当时政治上最反动的势力联结了起来。韩愈与“永贞改革”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并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那就会发现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是经不起推敲的。     

曾巩六诗之题考

《全宋诗.曾巩诗》中涉及赵扌卞的六首诗之题目有讹。《余杭久旱赵悦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中“悦道”为“阅道”之讹。《寄赵宫保》、《和酬赵宫保致政言怀二首》、《和赵宫保别杭州》等诗之题中“宫保”为“少保”之讹。     

李贺诗歌与永贞革新之关系考论——兼论李贺诗歌之寓意问题

李贺不可能参与永贞革新,但通过交游,李贺确实有与闻永贞时事之可能,他的某些诗也确实与顺宗朝政有一定关系,如《马诗》（二十一）。关于李贺诗歌寓意的问题,学术界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平心而论,李贺集中有些诗确实是别有寓意的。李贺毕竟生命短促,阅历有限,不可能指望他所有诗中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寓意     

评所谓“永贞革新”

“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抑韩扬柳时,有所谓“永贞革新”的提法,柳宗元被说成拥护永贞的“革新派”,韩愈被指为反对永贞的“守旧派”,在永贞时期当政的王叔文,被说成所谓“永贞革新”的英雄。 究竟“永贞革新”是怎么一回事,还得认真加以研究。“拣着封皮当告示”,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永贞,是唐顺宗李诵的年号,李诵是唐德宗李适的太子。贞元二十一年乙酉,亦即公元八零五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死了,李诵依例继承帝位,到八月初四日,因久病不愈,不能处理政务,传位给唐宪宗李纯。     

韩、元、白、与永贞革新

韩愈,元稹、白居易都是永贞革新的经历者.虽然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因奏论天旱人饥状被贬阳山令;元、白二人官卑职微,没有直接参与革新,但他们都表示了对革新的态度,这就是:同情革新与八司马等人,否定王叔文、王(亻呸).韩、元、白三人的政治主张与革新集团很有相似之处.他们对永贞革新的上述态度,含蓄地表现在他们的诗文中.     

以敌为戒,竞竞以强——读柳宗元《敌戒》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永贞革新”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元805年(唐永贞元年),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批中小地主阶级的革新人物,在唐顺宗李涌的支持下,发动了“永贞革新”运动.柳宗元积极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并成为这场革新运动的中坚人物.由于保守势力的竭力阻挠和反对,也由于地方封建势力明抵暗抗,”永贞革新”很快以失败告终.“永贞革新”失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势力大肆迫害和打击革新人士,柳宗元先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和柳州刺史.     

“箕子之明夷”新解——读《易》札记之一

《易》之卦爻辞或为叙事,或为歌谣,二者用字有正有误,但即或字有错讹,语义还比较易于切磋,唯如《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这等上下无文、只可看作一则标题的爻辞最难通释.按此语“箕子”二字,焦循训为“其子”,赵宾训为“荄兹”,近人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训为“孩子”,这大致均不合原意.顾颉刚先生、李镜池先生、高亨先生都按本字解释“箕子”即殷末贤人箕子,这大抵不会错误.但顾、李、高三氏对于此条爻辞的揣想,却又彼此不一,出入悬殊.这主要牵涉到“明夷”二字.顾氏以为“箕子之明夷”是古代的一个成语典故,那意思犹同现代人说“某人的晦气”一般(《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燕京学报》第六期).李氏以为“之”当作动词“去”、“到”字解,“明夷”当是一个氏族或国家的名称;因之“箕子之明夷”当释为“箕子到某处”的意思(见《周易探源》中《周易卦名考释》).至于高氏,他以为“明夷”即是鸣雉,并认为“箕子之明夷”中“之”字下当脱一“获”字;“箕子之获明夷”说的是箕子猎得野雉的事(见《周易大传今注》).这样,虽说“箕子”已无异议,而     

再谈《续玄怪录》

我在《江海学刊》1961年10月号发表《〈续玄怪录〉作者及写作年代探索》一文,说明《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即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成员李谅。接着在《刘禹锡年谱》中说明《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是李谅用“传奇”的形式,描绘永贞革新失败后唐顺宗被杀的隐事。这个观点,先后得到章士钊、王芸生、韩国磐等先生的同意,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引用。但也有不同意这个观点的。特写此文,再作进一步的论证。     

《呼啸山庄》中希克厉形象异议

《呼啸山庄》中希克厉形象异议王嘉美自一八四七年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问世以来，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希克厉是一个魔鬼，一个暴君。一八四八年六月，一位西方评论家就希克厉写下如下的评价：“主人公是一个恶棍，十恶不赦，一无是处。”是年十月...     

谈柳宗元的政治执着性

此系八一年十月旧作,时移控矢,仍欲商诸同好。 有谓柳宗元(773—819)被贬永州后,深致悔恨,政治上立场动摇,作《惩咎赋》见意。我认为不够实事求是,有一谈必要。 柳的性格,酷似屈原。屈早岁即以桔自喻,“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桔颂》)又说:“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表态非常坚定。柳正是这样,从他莅永后所作几篇短文中可以看到,他从不后悔参与永贞(805年)     

《中华道藏》校点疏误例释

指出了《中华道藏》中校点的几处疏误：《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中“中外强徉”之“徉”当作“”,为“”之形讹,“”是“祥”的换旁俗字;《陆先生道门科略》中“三官遣考,召君史潜守门户”中间不应点断,“史”为“吏”之形讹;《洞玄灵宝五感文》中“动生怨怪”之“怪”当作“恡”,为“悋”之俗字;《老君音诵戒经》中“吏兵、管护者哉”中间不当断;《太上老君戒经》中“不欲人在已先病者”之“已”为“己”之形误;《女鬼青律》中“食寅”不辞,“寅”与“肉”之俗字形近而误。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辨正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六” ,诸本无异词 ,陈寅恪先生以为是“五”之讹 ,而实际上应是“三”形近之讹     

从二雅中的宣王时诗看毛诗学派的历史化阐释

郑玄在注释《十月之交》时对《六月》的创作年代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是汉初经师有意改动了篇目次序。这说明毛诗学派对宣王有特别的偏爱,一定要把宣王当作承接正雅和开启变雅的关键性人物,着力塑造其形象;而《六月》则被用来充当正变雅的转折点。本文通过分析毛诗学派对＂宣王变雅＂的阐释,希望对更深入地理解毛诗学派的历史化释诗方式有所启发。     

鲁迅与《嵇康集》

鲁迅研究嵇康断断续续长达十八年,这一问题值得玩索。 校勘《嵇康集》,鲁迅是在民国二年寓居京师绍兴会馆藤花馆时开始的。据日记载,是年(1913年)十月十五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迄至是月二十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盖清季以来,众多的“嵇集”版本中,素以明刻黄省曾校刊本为佳,但鲁迅从京师图书馆发见的明代吴匏庵丛书堂抄本更优,认为“不特佳字甚多,可补刻本脱误;曰《嵇康集》亦合唐宋旧称……最不失原来体式”,与黄本比较,觉得“颇胜众本”。鲁迅为“深惧湮昧”,遂着手钞存全录。何时始抄,日记未载,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记云,“续写《嵇中散集》,又于三十日明载“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校钞并施,颇费工夫,可见民国二年十月     

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