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与《上林赋》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异同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作品,《离骚》与《上林赋》都依照作者的主观意识的流淌进行创作,表现出超凡的想象力,深刻地传达了作者热烈奔放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是,由于二者创作时代的不同以及文学的发展变化,《离骚》与《上林赋》的浪漫主义手法又有很大的不同。     

从杰克·伦敦的经历看《海狼》的创作原因

美国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创作的小说《海狼》,与其个人的遭遇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写照。当然,促成杰克·伦敦创作《海狼》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个人经历外,对文学的强烈追求,以及其思想的矛盾与转变,也是重要原因。     

浅析《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写作特色

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受到了很高的文学和艺术评价.本文从创作手法的角度出发分析该作品中象征性的意象,戏剧性的巧合以及深刻的对比三个方面,旨在透过作品的外部形式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离骚》创作时地新探

现当代楚辞学界对《离骚》的创作时地仍然有许多不同看法。根据对汉代学者的有关记载和对《离骚》及其它可靠屈原作品的仔细、全面的解读与分析,《离骚》最有可能是在约楚怀王（公元前313年）至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间被绌或待放于汉北时所作,是屈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早的作品。     

严歌苓“创作体验法”之心理探微

从"创作体验法"内涵解析严歌苓创作的独特性,并结合严歌苓近年作品《妈阁是座城》《老师好美》《补玉山居》深入解读严歌苓创作所呈现出的风格,其风格主要表现为人物身份的自我放逐模拟、环境氛围的自我感染熏陶、情境映射的自我取材演绎;以严歌苓作品创作为线索,探析其在这种创作方式背后蕴藏的创作心理,主要表现为情绪体验的"驱动力"、情境体验的"暴露欲"、文学体验的"整合性"。     

《边城》美学意蕴新论

《边城》的美学意蕴幽深丰盈,耐人寻味。作品不仅建构了一个由自然美、风俗美、人情人性美相融而成的恬和秀美的“边城世界”;还讲述了一个曲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并在其中注入了作者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毋庸讳言,《边城》并非完美无缺,它的思想缺憾与作者所持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息息相关。     

分析长诗《阿娜尔与沙吾列》的人物形象

本文对《阿娜尔与沙吾列》长诗中所出现的人物形象进行全面的分析并给予评价,归纳作者独特的创作特点．即作者没有采用在情歌中常用的以语段描写人物形象的传统方法。论述了作者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和写作特点.     

《边城》版本汇校述评

《边城》的主要版本（文本）共有初刊本、初版本、改订本、校正本、重校本和全集本6种。《边城》从初版本到改订本主要是艺术方面的修改和作者创作观念的明显化;从改订本到校正本主要是作者为适应新的语言和道德规范做出的调整,是对其文学观念的再坚持以及艺术方面的修改。版本（文本）变迁中贯穿始终的实际上只有两点：一是“文字试验”,二是作者对其以“生命”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的坚持。综合看来,全集本可称为《边城》的一个“善本”。     

论《边城》与《长河》

本文论述《边城》的创作心理动因是作者出于“不巧”的个人痛苦经验 ,并论述它是“善”的悲剧及其悲剧生成的特殊原因。老船夫和翠翠是体现作者人性创作思想的成功的艺术形象。《边城》风格是浪漫主义的“诗”与“牧歌”的风格。《长河》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 ,在思想上是对《边城》的审美超越。     

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反复出现了水、烟雾、虎耳草等文学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主动建构,具有推动情节、替代叙述、呈显心理、反衬创作主旨等多重叙事功能。作者凭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方略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使之成为构建其"诗化"小说的具体方法,《边城》也因此而获得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魅力。     

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的互文性解读

巴塞尔姆后现代主义小说《白雪公主》嫁接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但二者创作风格迥异。对作者而言,互文性是其“叛逆性创作”的重要手段;对读者而言,互文性带来了“痛并快乐”的“极乐”阅读体验,帮助读者解读后文本的白雪公主角色塑造的矛盾性和悲惨命运,揭示作者的创作深受前文本的传统和作者所处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     

挽歌·哀歌·战歌——以诗歌为例论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诗人、翻译家、学者穆木天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东北新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诗歌创作以1931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提倡＂纯粹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存在;后期受时代的感召,成为为民族解放摇旗呐喊的战士。考察穆木天的生平创作道路,对他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成为他创作内源性因素的是故乡东北大野,是他的＂东北情结＂。笔者以穆木天诗歌为例,从风格的变化、意象的选取、情感基调等方面论述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文心雕龙》中“神思”范畴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以《文赋》为蓝本,集庄子、曹植、陆机和宗炳等人的文艺思想之大成,创造出一个深刻而完整的“神思”范畴。“神思”范畴阐述了艺术创作思维发展的全过程：创作主体以“虚静”的心理状态为起点,受外物感兴达到“神与物游”的思维状态并获得审美意象,最后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虚静”、“神与物游”、“杼轴献功”等与思维相关的概念依次递进并相互统一于“神思”范畴中。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论徐松的文学成就———兼论《新疆赋》的文学特点简

清代嘉道之际著名的史地学家徐松,其文学成就的研究至今阙如,这与其久负文名的实际状况极为不符。文章就徐松的文学成就、《新疆赋》的文学特点,进行了论述,初步揭示了徐松在楹联、诗、文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新疆赋》在篇幅、结构和内容、形式、语言以及句式等诸方面的文学特点,从而彰显出徐松作为文学家尤其是赋家的杰出成就。     

析杰克·伦敦笔下的强者形象

杰克·伦敦是美国文坛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其作品中不乏大量的强者形象。本文从创作动因、创作手法和创作意义三个角度切入,对他不同创作时期的主要作品中的强者形象进行了分析。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八月之光》中的女性“影子人物”

通过分析小说《八月之光》中几位女性人物的＂影子性＂,探讨美国南方种族主义、清教主义和传统妇道观对女性身心的毒害和摧残,从而使读者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些女性形象,更加全面地解读福克纳的作品,更加深刻地体会他的人道主义立场。     

小说《边城》的诗性特征

研究沈从文诗体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美学价值,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指出《边城》不仅是优美恬静的牧歌也是荡气回肠的悲歌,还具有哀婉迷离的挽歌意味。分析表明：沈从文确实是把小说当成诗来写的,其创作的写意特征与独具的美感在现代小说艺术中是独树一帜的,给同代乃至后作家树起了一个标杆。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