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论语注》的点校问题

<正>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时《论语》的词语作了简明的训释,而且从经世致用方面,阐发了《论语》的义理,探索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思想,可谓兼汉学、宋学之长。对康氏这部书,中华书局据《万木草堂丛书》刻本,重加整理标点,于1984年出版,可谓必要而及时。这里仅就点校方面,提出笔者浅见。整理者对这部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康氏原著中的疏误之处,整理者也注意予以纠正。如《八佾篇》“子夏问巧笑倩兮”章,注(以下凡云“注”,均指康氏注)引《考工记》“画绘之事,后素功”,而误作“绘画”。《述而篇》“子所雅言”章,注引郑氏曰“读先王典法”,而误作“法典”。《子罕篇》“凤鸟不至”章,注引《礼·礼运》“河出马图”,而误作《礼器》。《子罕篇》“吾自卫反鲁”章,注引《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误作《儒林传》。《乡党篇》“齐,必有明衣”章,注引《既夕礼》“明衣裳用幕布”而误作《士丧礼》。《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关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的几个问题

关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的几个问题闫笑非这篇文章选自《论语·先进篇》，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散文选本和大学中文专业古代文学作品选，甚至中学语文教材都选了这篇文章，可见这篇文章确实很有价值、很受重视。但在教学中也确实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下面我们...     

《论语》“侍坐”章义理之我见

<正> “侍坐”章是《论语》中涵蕴最丰富、文字最生动的一章,其义理难以把握。原因在于曾点的述志不象子路、冉有、公西华那样直抒胸臆,而是委婉含蓄地描绘了一幅“画”:“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于舞雩,咏而归。”其寓意,孔子是心领而神会的,而后人就很难捉摸,于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说曾点描绘了一幅具有尧舜气象的太平盛世蓝图,符合夫子的政治理想;有人说它是一幅隐逸者的行乐图,符合孔子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后产生的寻取自我解脱的心境。笔者以为探索此章的义理应联系孔子的人生态度、从政原则以及他所处的时代。     

孔子的经济与军事管理思想

孔子经济管理的目的是社会繁荣,实现大同世界。认为维持社会繁荣运转的两个程序是富民、役民。《子路》载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说“庶矣”,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在《阳货》篇中,孔子又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深得这两大经济活动的...     

“五经”定本前史论略

今人案头的“五经”(《诗经》、《尚书》、三《礼》、《周易》、《春秋》)成书情形颇为复杂,大略言之,它们是在战国间系统化,秦汉间方成定本的(以后还不断有所修改,甚或有“伪书”窜入)。然而,“五经”所包蕴的文化内容却来源于更加久远的年代。我们可以把战国之先称作五经的定本前史。本文试图清理这段“前史”的脉络。《汉书·艺文志》说,《易》的成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三圣”指画八卦的伏羲、作爻辞的。周文王、作易传的孔子;“三吉”,指上古(伏羲之时)、中古(文王之时)、下古(孔子之时)。①如果把这     

古文教材疑义析

《论语·侍坐》孔子赞赏曾皙所言，不是“淡泊明志”，而是“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和“礼乐教化”的治国理想。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不是记叙文，而是切中时弊（藩镇割据）的，夹叙夹议的议论性散文。陶渊明《桃花源许并记》中”悉如外人”不能译为”都象桃花源以外的人”，而应该在“如”字上寻求相反的注释，把“悉如外人”译作“都不如桃花源以外的人”。     

《易象》和《鲁春秋》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史与古代哲学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孔子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论语》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例如: ①“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②“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阳货》) ③“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在孔子时代,诗、书、礼、乐四者恐早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教学资料。虽然,我们还不能够从东周以后的金文中找出直接的证据来。但这四样,不仅仅是孔门后     

孔子的自学成才思想初探

<正>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忠于教育事业,执教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强调自学成才,是孔子教育思想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他“作《春秋》”。“修《诗》、《书》、《礼》、《乐》”;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明确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子贡原来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后来,改变了看法:“卫公     

《周易》经传的历史地位

《周易》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之一。古代传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传”十篇,称为“十翼”,亦称《易大传》。所以《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自汉至唐,并无异说。北宋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开始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近代以来,疑古思潮高涨,于是有人认为《周易》古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易大传》更非孔子所     

论孔子的“学而不厌”

在《论语·述而》篇里,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默而识之”,是为学功夫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不能包括为学的全部功夫在內。“学而不厌”,就知说,就生活说,包括行为在內,是指孔子为学修已的总的精神。“诲人不倦”,就教说,就仁说,包括学与知的功夫在內。孔子认为这三件事情,不但他自己可以做到,而且勉励更多的人都可以做到。孔子把“学而不厌”与“为之不厌”看作是一件事情,是指生活而言。在《述而》篇里,另有一段与此有关的记载: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这个见解,到了孟子手里,借着子贡的话,予以进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通古今之变”与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一食足知礼,先富后教：经济基础决定礼乐政教《管子》一书的第一句话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①管子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他认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增加粮食,就可以留住人民,吸引远方的人民,并且能够在社会上造成注重礼节的文明风气。管子是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家,辅助齐桓公首先称霸诸侯。他所说的以上这段话,说明他是重视经济基础的,在历史观上有唯物论成分。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人真多呀！”冉有问：“人已经很多了,又…     

新论集锦

多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仁学是人道主义,或称孔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凌初在《孔子的“仁”学是人道主义吗?》(《齐鲁学刊》1983年第3期)一文中对此提出异议。作者认为,在孔子时代,确有“人道”概念的存在,但其内涵与通常所说的人道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一、它有与唯心主义天道观相对立的素朴人本观的含义。二、有时     

孔子“三十而立”到底是“立”什么?

通常对孔子“三十而立”有两种解释:一以为立于办教育,一以为立于礼。刘蔚华同志主前者(见《孔子思想演变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宋敏同志主后者(见《孔子“三十而立”非“立于办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孔子“隳三都”质疑

关于“隳三都”的事件,是研究孔丘政治思想无可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件事如何认识,怎样评价,关键在于澄清史实。 “隳三都”究竟是不是孔子的主谋,其目的何在?有的同志认为是肯定的,旨在打击三桓,以张公室。他们说,孔子“要加强鲁君的权力,拆毁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的都城。”(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163页)孔子“参与‘隳三都’(毁掉三桓     

孔子天命观新论

<正> “知天命”是构成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下文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在叙述自己修养的历程时,也把“知天命”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孔子关于天命的论述表明,天命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纳入人学体系中进行讨论。     

郑声辨

自孔子说“郑声淫”以来,依经引申者有之,释词发微者有之,违义曲解者亦有之。说者不一,读者生疑。郑声究竟是“邪淫之乐”(张载《经学理窟》)、“靡靡之音”(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还是“音声之至妙”(嵇康《声无哀乐论》)?孔子反对郑声,是否也反对《郑风》?论诗与乐,“崇雅斥郑的原则”到底对不对?这些问题,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文艺观的问题,确有察辨探讨的必要。一提到郑声,旧说以为“淫声”:“郑国之音,谓淫声也。”(《辞源》)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的解释去掉了“淫”字:“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民间音乐,因同孔子等提倡的雅乐大相径庭,故受儒家排斥。”虽未直接指出郑声的音乐特征,却离了贬义,     

纬书与政治神话研究

所谓“纬书”,就是解经的书,“纬”是相对于“经”,即儒家“六经”(亦称“五经”)而言的。据说“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以遗来世”。所以有孔子《七经纬》及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河图》、《洛书》本文(《隋书·经籍志》)。其实纬书与孔子无关,是汉代儒生自行制作的。赵翼《廿二史(答刂)记》中说汉代儒生“上书无忌讳”,所言正是汉儒通经致用犯颜直谏的风气,如昭帝之世睐弘以符瑞言“当有匹夫为天子者”,请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京房、李寻以“天人灾异”议朝廷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