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学在"研究基地"升起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前身为1991年成立的宁夏大学西夏历史研究所与西夏文化研究所,1993年两所合并为西夏研究所,2000年更名为西夏学研究中心。2001年,该中心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见解独具、内容翔实的西夏学专著——《西夏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新著《西夏文化》,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者多年西夏研究的结晶,是我国系统地研究西夏文化的第一部专著。 西夏是我国中世纪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较高的发展水平,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西夏学研究较之其它学科,迄今还属于比较薄弱的环节,而西夏文化又是西夏学研究中一块比较荒芜寂寥的园地。西夏学兴起之时,中外学者主要集中于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六十年代以来,学者们的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西夏历史,然而重点又是     

略论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考定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西夏学,以发现和考定西夏文字首开其端。过去,中外西夏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论及西夏文字重被发现释读的过程时,往往因袭旧说,或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西夏学研究的发展,西夏文字发现史的研究,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的并作了有益的探讨。笔者亦愿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西夏学界。     

西夏学研究中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

由于西夏与藏族的特殊关系 ,在藏文文献中也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 ,但由于藏文文献的不易见到和藏文文字的障碍。随着藏学的发展和汉译藏文史籍的不断出版 ,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发表了一些相当有份量的文章 ,涉及到党项族的起源、西夏的建国及其灭亡、西夏的遗民等问题 ,从而为西夏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对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 ,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介绍了一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王朝。它的统治民族称谓[弭](附录1),西夏时期汉译文为“蕃”,目前学术界一般称为党项(tangut)。近些年来对党项人亲属称谓和婚姻的研究也成了西夏学家所关注的一个课题。这一课题对当前西夏学的进展有重要意义。首先,在翻译西夏文文献时,元论是字典、词书,还是典籍、文书,都会遇到亲属称谓。目前     

唐末党项拓拔部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西夏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西夏历史、语言文字、文物考古等方面的论著纷纷问世,使我国西夏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因而西夏史与党项族史是密切关联的.然而,国内正是在党项族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比如西夏正式建立之前党项族史研究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唐末党项拓跋氏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以后西夏的建立有重大的关系,可是已出版的有关西夏的论著,不是记载过于简约,就是论述各异,莫衷一是.笔者不揣冒昧,试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西方学者早期西夏学刍议

将近元旦，喜得宁夏社会科学院景永时先生所赠由他主编的《西夏学译丛》三册，十分高兴。其中有孙伯君女士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简称《论集》）两册。《论集·说明》中称，在众多国外早期西夏学论著中，只收集“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物和文献的研究”论文，对“单纯就汉文史书描写历史事实的文章不予收录”。不言而喻，这个定位是非常恰当的。     

西夏文译《正理除意之暗》初探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是目前藏学界与西夏学界都重点关注的话题。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对西夏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而对显教义理文献涉及较少。事实上,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译藏佛教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能够代表藏传佛教后弘期"经院学"传统的文献。对这些文本的对勘与研究能够对藏学及西夏学研究做出三方面的贡献:一、理解夏译藏的语言体系;二、厘清藏传佛教在西夏更为完整的传承史;三、以西夏材料反观前弘期初期的藏传佛教史。文章成功同定了夏藏文本的《正理除意之暗》,并讨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西夏译量论文本,指出整个桑浦量论传统在西夏时期深入传播的历史可能。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法两国的西夏研究

本文回顾英、法两国“前西夏学时代”的学术史,重点评述伟烈、卜士礼、戴维理亚、毛利瑟、沙畹、伯希和、伍尔芬敦等人的西夏研究,目的是从中提取学科发展的经验,供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学界参考。     

《孔子和坛记》的西夏译本

<孔子和坛记>是中古时期在我国西北地区产生的一部道家俗文学著作,其汉文原本已佚,唯西夏译本尚存.前人已经发现该书的叙述线索套用了<庄子·渔父>,本文则进一步指出其汉文原本的撰成时间应在唐代中叶以后,内容为佛、道两家思想的杂糅,且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这是唐宋西夏时代佛教与道教世俗化的反映.文章最后利用西夏译本对相应的汉文底本进行了构拟,希望能为西夏学和古代河西俗文学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西夏番学不译九经考

本文校理西夏人对中原儒家经典的异译，并分析有关史料记载，指出西夏王廷虽然口头上在国内倡导儒学，但并未真正把儒家经典列为番学的必修课程，王廷没有组织过九经的翻译，番学出身的文臣也不研读九经。西夏人对中原儒学没有表现出像对藏传佛教那样的热情。     

《印藏蒙史略》及其史料价值探析

《印藏蒙史略》是一部19世纪二十年代初由顾实汗后裔劝请下撰述的著名藏文历史著作,内容涉及到印度、藏、汉、西夏、蒙古等地区的王臣世系和佛教传播史,而全书的叙述重点在于蒙藏关系史与顾实汗后裔王室传承史。作者依据一些稀有的青海蒙古史料,对研究黄河南蒙古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七个民族,其数量与分布呈动态变化.贞观二十年前,"河曲"人口数量可达180,000余人,其中汉族、稽胡族人口约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边缘地带,突厥族游牧于"河曲"东半部的夏、胜二州之间以及西北隅,昭武九姓居留在"河曲"西部的灵、盐、夏之间.此后,由于吐谷浑族、党项羌族、铁勒族的迁入,居民数量与空间分布发生新的变化.迄天宝元年,"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安史之乱后,铁勒九姓、突厥、昭武九姓、吐谷浑诸族人口相继迁出"河曲",惟有汉、稽胡、党项羌诸族人口仍留居原地,尤其以党项羌人口增长显著,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河曲"地域,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     

北宋初期党项内附初探

北宋初期估计有十余万党项民众先后内附于宋,这些内附党项集中分布在东起麟府、西到环庆的宋夏沿边地区。党项内附后,更加凸显了宋夏沿边地区农牧并举的经济形态;党项也出现了定居的趋势。由于党项内附引起宋夏沿边人口的增加,使大面积山地得到开垦,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下游的黄河泛滥产生一定影响。     

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

本文以大量的史实材料为依据,提出小说、戏曲中的穆桂英形象是取材于环州党项部落慕容家族的事迹.     

浅析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民族语言文字是构成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它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回顾和分析西藏民族语文工作的实践情况,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制定学习、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正确方针政策以及立法的过程,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民族语文工作的一贯重视及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同时依据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汉语文和各少数民族语文共同发展并构成了我国多元性和多样化的文化,阐明了做好民族语文工作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服饰研究

本文介绍了西夏的服饰制度、西夏男女服饰及其特点。通过对西夏服饰与周边各民族服饰的比较 ,可以发现 ,西夏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已汉化。但是 ,党项族与契丹、女真、吐蕃同属游牧民族 ,共同的游牧文化心理 ,使他们之间的服饰有许多共性。     

《仁王经》的西夏译本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译本,即11世纪的初译本和12世纪的校译本,后者在1194年由智能法师奉罗太后敕命校订并在纪念仁宗的法会上散施。本文首次公布了校译本的一则发愿文和一则题记,加以汉译和注释,并且通过不同译本的对勘展示了校译的细节。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民族社会学连载之三)

语言文字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 ,也是民众日常交往的工具 ,从而一定程度上成为族群的象征和标志 ,其使用情况可以反映族群之间的关系。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我国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其所体现的族群关系状况 ,并结合学校教学语言的使用 ,讨论了少数族群教育的模式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