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壮族文学现代意识的思考

“现代意识”(或称“当代意识”)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尽管对于“现代意识”的内涵、特点,现代意识与现代生活、传统观念、民族文化以及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但对其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作用是普遍重视的。去年9月份在吉林市举行的“新时期文艺与现代意识”讨论     

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

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论著(如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李梦阳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代表明代文学的拟古派。这实际上维持了清人(《明史·文苑传》及《四库全书提要》等)以来的观点。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已提出不同看法,高度评价了李梦阳的文学成就。国内有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1985年在日本发表),亦力纠旧说。本文力图对李梦阳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与作用,进行公允的分析与评价。     

现代终生教育思想的先驱——陶行知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著名教育家,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他在实践中提出了终身教育思想,强调教育在时间上的“终生化”与场所上的“一体化”,陶行知的终生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其生活教育理论,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对当今我国在新形势下推进终生教育实践,形成终生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彭湃——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

彭湃同志(1896—1929)是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同志的名字,是和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彭湃同志光辉而短暂的革命生涯,几乎都是在领导农民运动中渡过! 彭湃同志是我国现代历史上农民协会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建人,是第一个省农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的领导者。彭湃同志不愧为“农民运动的大王”,不愧为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研究彭湃同志的光辉业绩,既是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后代的需要,也是开展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族化与壮族文学的发展

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我国从30年代起,探讨、论争此起彼伏,一直不断。近年来,又成了热门的话题。这正是民族化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所使然。本文把民族化问题与壮族文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谈,算是借题发挥吧! 一“民族化”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由于出现了两篇篇幅虽不长但立论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是(《民族化:一个防御性的口号》(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作者陈越),另一篇是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建安文人文学品评的特征

建安文人的文学品评是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文学品评高峰,与前此相比,呈现着鲜明的特征:其一,绝大多数文学品评是对建安时期作家作品的品评及对自己创作体验的描述,彰显出强烈的当代意识,真正具有了品评文学的意义;其二,较少受政治的干预,保持了文学品评本身相对的独立品格;其三,有一个迅速深化、由量到质的跨跃式发展的过程。     

壮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

《广西壮族文学》(1961年版)将壮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一、远古文学(秦汉以前),二、古代文学(秦汉至1840年鸦片战争);三、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四、现代文学(“五·四”运动至今),这种划分一直沿用至今。其中古代部分是直得商榷的。首先     

壮族《传扬诗》的伦理道德观

在壮族聚居的广西马山、上林、忻城、都安一带,流传着一首著名的《传扬诗》。它通篇由格言、警句、名言、俗语连缀而成,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言凝炼、结构严谨的长篇伦理诗。从诗中提到皇帝、提督、流官、财主及地主经济相应的剥削方式看,它大约产生于改土归流到辛亥革命之前,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在这期间,壮族地区产生了新的阶级分化,质朴的民风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这部长诗显然是为了维护传统的民族优良道德风尚而创作,并经过若干代民间诗人不断加工而成的。     

文学他化论——关于文学的三悖论考察

文学他化,是文学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是己非己的复杂原因.这样一个命题包含着文学非文学、文学反文学和文学化文学的悖论推理.这三个悖论揭示出一串危机重重的话题:文学蘖生,文学蜕变,文学消亡.当然,其中也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诸如文学潜移,文学辟合,文学默化.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处于三悖论征候群中的文学他化问题.它们是文学思想的悖论式推理,文学自身的悖论性生发.文学跨界的悖论化去留.     

南朝文人的忏悔心态与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悔过自新的人格修养非常重视。忏悔作为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和修行法门,对当时的南朝文人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概述南朝文人的忏悔活动以及他们所做的忏法、忏文,着重分析沈约、庾信等具有独特忏悔精神的文人,以此为视角来对南朝文人的精神世界加以分析。     

自然亲合力:壮族文学的理智转向

B:批评应该指向创作本身。在抽象的价值结构层面上去进行批评,结果总流于抽象。相反,从刨造性行为的层面上展开批评,意义应该更大。A:这就是你所持的批评态度吗?从批评态度入手展开我们的话题,也许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开端。     

张美如和他的诗

提起张美如,人们多知道他是清代甘肃的一位书画家,其实他不仅擅长书画,而且工诗,并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教育工作。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一有张美如的小传:“张美如,字尊五,号玉溪,甘肃武威人。嘉庆戊辰进士,官御史。工山水,澹远似云林,苍厚似大痴。兴之所至,挥翰伸纸,顷刻立就。然不肯多作,故流传绝少。”蒋宝龄对张美如的山水画,评价是高的,认为在元代大画家倪瓒、黄公望之间。只是“官御史”是说错了。孙濌公的《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张美如条,就是根据《墨林今话》写的,但他却把“嘉庆戊辰进士”的“戊辰”,误为“戊午”,这是需要更正的。商承祚、黄华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说张美如是“嘉庆三年(一七九八)进士”,就是沿用孙氏的书而弄错了。     

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及其文化意蕴——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

灵岩寺作为齐鲁名刹,其独特的佛禅文化与自然景观一直成为历代文人游览歌咏的对象。灵岩寺景观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文人笔下的审美对象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文人的游观赋诗,在灵岩寺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印痕,扩大了灵岩寺的影响,同时也提升了齐鲁佛寺的文化品格。     

谢三秀和他的诗

一、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才子谢三秀,字君采、玄瑞。关于他的身世和生平,清康熙年间所修《贵州通志》及道光二十六年所修《贵阳府志》有记载,但都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只能肯定他生于一五五〇年后,至少活到了一六二四年。他的一生横跨了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而生命的大半岁月和主要的创作活动,都是在万历朝度过的,晚年不知所终。谢三秀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生活属于破落地主阶级子弟的范围,故居在今贵阳市南明河边甲秀楼一带,遗址已不可考。     

寒山子和他的诗

寒山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诗僧。他的那些极为通俗的诗歌,连同关于他的种种带着神秘色彩的奇闻逸事,一直在民间及僧徒道众问广泛流传。寒山诗集行世已千余年。“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学者更从白话诗歌发展的角度,将寒山子列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白话诗人。在国外,寒山诗也有颇大影响,被译成了日文、英文和法文,寒山子的声名甚至被抬高到几乎间李白、杜甫并驾的地步。本文想对寒山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一些分析。这对于批判继承古典诗歌遗产,探索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以至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帕斯卡尔: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先驱

帕斯卡尔：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先驱谭仲　Ｔ．Ｓ．艾略特指出：“帕斯卡尔是那些注定要被人们一代代重新研究的作家中的一个，改变的并不是他，而是我们。并不是我们对他的知识增加了，而是我们的世界和对他的态度变化了。”①Ｂ．帕斯卡尔（１６２３—１６６２）是法国著...     

拓荒者之歌——殷夫和他的诗

<正> 我们把旗擎登, 号儿吹震天穹,……荒芜的阵地, 开着战斗的血花吧! ——殷夫:《拓荒者》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曾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这沥血的篇幅里,其中就包括有年青的革命诗人殷夫以青春和生命谱写的诗章。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翼的左翼诗歌发展史上,殷夫以自己回荡着雷霆、迸溅着火花的     

建安前期文人的用典及其文学观念

建安前期文人的用典,具有鲜明的总体特征.首先,呈现出相对自然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表现为典故本身与作者情感之问的感发是自然的,典故本身的内涵与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而且表现为用典方式也是自然的,无刻意之痕.其次,带有明显的实用目的.建安前期文人创作中的用典实践,既使他们对文学的文体特征认识加深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学风格的形成;又促进了建安文人文学观念的深化,加深了他们对文学情感特征的体验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