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研究的新视角：基于人类学的解释

本文通过对人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梳理,分析了人类学理论解释经济法现象的可能性,并对中国经济法的衍生模式、经济法的理论框架以及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只有摆脱西方法学范式下的理论植入,才能真正提升研究品格。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社会文化批判:大学文化不应缺失的品格

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品格是大学文化的本真品格.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等新的背景下,彰显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品格的有效策略主要包括:守护学术自由,激发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动力;维护大学自治,强化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权力;融合多元文化,拓宽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视力;尊重大学教师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主导力.     

经济法以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己任——兼评《经济法基本问题研究》

经济法学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是20世纪中国法学发展历程中最具意义的事件之一.经过各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的努力,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已步入了正轨.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法研究特别是经济法基本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关于经济法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吕志祥、辛万鹏同志的<经济法基本问题研究>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该书以市民社会为切入点,以全新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得出了全新的、富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相信,该书的出版会加速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从幼稚走向成熟,并使我国的经济法学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     

论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批判机制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批判机制,体现了理论批判、实践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辩证统一。明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式,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构成了理论批判机制的主要路径;分析预测、疏通引导、反馈反应和协调化解机制,构成了实践批判机制的基本架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开放品格、来源的实践品格和主体的创新品格,构成了自我批判机制的内在容量。     

论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

伦理学的确需要关注道德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因为道德主体是伦理学实践理性品格的践行者。这一研究必须遵循一种求真的科学精神,因为“善”以“真”为基础,如果缺乏“真”的根据,那么道德主体性研究就会走向认识上的迷误,并易导致实践中的诸多偏颇。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的基本原理作为基本的认识方法,对道德主体性问题中的意志自由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并由此对道德实践中存在的“任性”现象作下理论上的批判。     

中国学术创新的逻辑起点:理论构造标准反思

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的粗放高产和伪学术现象的内在原因是缺乏关于理论构造有效性的标准,相应地,学者缺乏自我批判的意识和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有良好的社会学术环境,也不会产生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成果。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进行关于理论认识的先验批判。通过先验批判可以清理思维合法前提即合法内容和合法形式,明确作为学术创新的形式有效性尺度的理论构造标准,从而规范学术研究行为,提高学术创造水平。本文对一种能够完成理论构造标准反思任务而不同于康德的新型先验批判进行了纲要式的元哲学筹划。     

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防范检测机制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建立良性的防范检测机制,良好的防范检测机制不仅能够强化自律意识,避免一些误区,提高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学理性,同时也提供在质疑和批判中发现问题,提出新的创见的机制.这种防范与检测机制涉及学术品格、思维品质、思维方法及学术评判机制诸多方面,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古典自然概念与培根的科学方法

培根哲学的革命意义体现在他为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确立了坚实的方法根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传统思想的缺陷所展开的清理与批判。培根的传统批判主要围绕宗教和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而展开。在宗教层面,培根在正统教义中寻找信仰与自然研究的内在一致;在传统学术研究层面,培根把批判目标指向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传统,认为其根本缺陷在于其对三段论的迷信,培根论证了三段论在自然研究当中是无效的。在此基础上,培根确立起科学研究的方法。培根确立新科学方法的前提是对古典自然概念的批判和重建。     

从"余秋雨现象"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隐忧及其建设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散文集,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新形式,并且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形成文坛独特的"余秋雨现象".其中一些批评不是过度地吹捧,就是随意地贬损,缺乏深刻有力的论证和独立的价值言说立场."余秋雨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着理论匮乏和批评家队伍媚俗跟风等问题.对此,建构中国文学批评"一体两用"的理论框架并强化批评家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的理论品格才是解决危机的长久之计.     

为什么不是"法学方法"——与王夏昊先生商榷

从学科视角看,"法学方法"并不等同于法教义学的方法,也无法涵盖分析法学的方法、判例法的方法;从主体视角看,"法学方法"彰显了法学家的方法论,而遮蔽了法官的方法论;从职业技艺视角看,"法学方法"难以揭示法律职业的特性和内容。"法律方法"而非"法学方法"之称谓,更贴切地反映了法学研究向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学问、向司法实践过程、向法律职业技艺的嬗变。     

超越应当的逻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主义方法

当代自由主义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不过,它所依据的,是一种从应当的道义原则出发推论出理想社会的应当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人与自然、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立是一个关键点。实际上,马克思一直致力于超越应当的逻辑的方法论建构。他在历史主义基础上阐明了普遍规范的历史性质,从而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的认知性考察之上。这就使他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新地基上,阐明了他区别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

作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奠基者 ,方国瑜先生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对方先生南诏大理史研究成果的研读为基础 ,从南诏大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历史地理问题、若干重要论述、方国瑜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四个方面 ,对方国瑜先生在南诏大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述评。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释义学与心理学的方法论变革

主流心理学表现出经验主义、个体主义和普适主义的方法论特征。这些特征给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困境,表现在心理学的破碎和分裂、引发科学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与社会文化的脱节。释义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经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方法论,其质化的研究方法更适合心理现象的探讨。同时,释义学对理解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强调对于克服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和普适主义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近现代名辩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近现代的名辩研究,以“名辩逻辑化”为主导范式,实质上展开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框架之下.百年名辩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容否认,但暴露出的问题也颇为明显,近二十年来更在方法论层面上引发学界的持续争论.从“据西释中”的全面理解、名辩内涵的综合研究、逻辑工具的多元运用、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等方面对近现代名辩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就会发现:立足于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将有助于把近现代以来的名辩研究推向深入.     

合宪性推定与"合宪性审查"的概念认知——从方法论的视角

目前广泛使用的"违宪审查"概念在内容上对应于西方语境中的"constitutional review",但是反过来,"constitutional review"的原译很难直接对应"违宪审查"."违宪审查"概念在方法论层面主要表现为审查中的一种方法以及否定性功能."宪法审查"、"违宪审查"与"合宪性审查"概念间的混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方法论认识的缺失."是否违宪"与"是否合宪"在方法论上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容.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分,在学理上可以溯源至塞耶谦抑主义.从作为实践形态的合宪性推定方法可知,"合宪性审查"概念在方法论层面具有特定的内容.通过在方法论层面辨析"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实施"、"宪法遵守"、"宪法适用"、"宪法执行"、"宪法监督"等相关概念,构建以方法论为中心的概念体系,对于宪法方法的知识完备以及中国宪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领域中的人性——经济人假设评析

经济人假设中对理性的理解拓宽了政治学的理性概念 ,为分析人的行为和制度分析提供了一致的基础。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均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批评 ,自利和理性并非人的永恒本性 ,也不应把人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趋利避害 ,人的理性能力也是有限的。政治学家则认为与经济活动相比 ,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人的政治行为难以全部理性化。     

从“体系计划构想论”到“伯尔尼笔记”——论《回到列宁》对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此种研究,需要从传统的理解模式变为在新的方法论视野下的研究。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一书,以＂思想构境论＂为方法论支撑,通过对列宁思想发展的重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解读案例。今天我们只有破除传统理解模式的制约,才能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生史。     

晚年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晚年梁启超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他不仅写出一系列名篇佳作,而且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也颇多创见。其哲学史方法论之特征约有四端: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