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是文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点 ,确定了新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文学的哲学基础 ,倡导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融合 ,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文学的发展规律。     

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欧化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文学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对新文学的建设做了很多具体切实的论述.他大胆而系统的提出了"欧化的文学"的文学革新观,极大的丰富了五四文学革命理论研究.傅斯年这种在世界文化的格局范围内审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并试图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现代意识,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

60年的五四文学革命研究,存在"彻底反传统文学"的认识误区.文章通过重新解读文学革命先驱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的原创文论,回到特定的历史范畴,发现他们对古代或近世文学的弊端作了批判,而对传统文学合乎新价值标准的方面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并没有"彻底反传统文学".现下已为恢复文学革命的真实面目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周作人文学观评析

周作人向以“独树一帜”的文学现著称文坛，以往研究者多关注其早年文学现或文学现的某一方面，没有对周氏文学现做较全面评析，从批评论、功能论、文体论、本质论四方面分析周作人文学观，可以粗略窥视到其文学现理论基础及思想渊源。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试论“浙江潮”与“五四”文学运动

20世纪初涌动的文学"浙江潮"对"五四"文学革命起了领军的作用.以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倡导的启蒙意识、人本主义与"平民文学"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深邃的精神内涵.     

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的崛起——鲁迅杂文研究之一

(一) 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样式,鲁迅杂文究竟是如何萌芽,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较少涉足这一领域,因而尚有进行综合探讨的必要。鲁迅曾概略地说过,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是现代杂文的摇篮。杂文的最初的开拓者,除鲁迅外,尚有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胡适等。当文学革命发轫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尚属纯议论文,而且留有文言的外壳,但文中所透露的对封建文化的激烈攻战,却是与后来杂文的精神相符的。一九一八年,     

简说鲁迅1918年的新诗

1918年是中国新旧文学转换的一年。尽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最初关于“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几篇文字发表于1917年,但在创作上出现真正的新文学作品却是从1918年开始的。这一年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开了中国现代新小说之先河,首次出色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尽管1917年胡适就已发表了白话诗词,但这些正如胡适本人所     

周作人早年的文学活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首先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促使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他在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和民俗学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却屈任伪职,成了民族罪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复杂作家”。倪墨炎同志最近完成了新著《周作人评传》,试图对周作人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本刊选载的是反映周作人早年文学活动的部分,其中用作人小说创作的史事,很少有人作过介绍和评论。     

新文学中的"平民意识"及其衍化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革命中,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特别是鲁迅先生,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呼唤平民挺身抗争的战斗精神;他用文学创作的实绩,使平民文学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在阐述"五四"时期"平民意识"的同时,也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平民意识"的衍化和变异,进行了梳理和描述.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傅斯年对文学革命的理论贡献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基础上，对文学革命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他的见解更具理论性和说服力。胡适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阐述问题，而傅斯年更多地从不同时代文学现象的比较中来说明问题。在对封建文学的揭露批判上，傅斯年与文学革命发难者和一些响应者不同，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愤激怒骂之中，而是作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论述。傅斯年有关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对陈独秀认为文学“除达意状物外”不能“加以他种作用”的观点的明显纠正。在向现实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傅斯年的见解，得到胡适的首肯，认为是对他（胡适）的主张的“最中肯的修正”。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文艺大众化:作为一股潮流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从观点到倾向,从理论到创作,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汇成一股巨大潮流,文艺大众化这条鲜明的线索,贯串在民主革命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文艺大众化,这不是海外的舶来品,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早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周作人倡导“国民文学”、“平民文学”,把这种新型的文学放在同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地位,已经多少表现出“五四”文学革命要把文学从少数垄断     

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的崛起——鲁迅杂文研究之一

(一) 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样式,鲁迅杂文究竟是如何萌芽,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较少涉足这一领域,因而尚有进行综合探讨的必要。鲁迅曾概略地说过,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是现代杂文的摇篮。杂文的最初的开拓者,除鲁迅外,尚有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胡适等。当文学革命发轫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尚属纯议论文,而且留有文言的外壳,但文中所透露的对封建文化的激烈攻战,却是与后来杂文的精神相符的。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断然改用白话行文,同年四月更增设了专载短评的《随感录》专栏。这就不但使杂文获得了与其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