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下的契机——浙江企业用工荒调查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该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     

浅析乡城劳动力转移的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在广大沿海和东部发达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用工需要。而随着农业政策的调整,农村开始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渐次向大量需要用工的地方流动。所以,这种大规模的乡城劳动力的迁移一定是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出现。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的背景。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论流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出现了自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产生了全世界都极其罕见的,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并且人口的流动形式从单一的劳动力转移类型向举家迁移而转变。而其中流动人口的子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一直被社会普遍关注。虽然近年来相关的法规、政策不断出台,但流动儿童的教育权仍然是一直处于被不平等对待的情况之下。因此,我们必须对于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     

婚恋失范：流动青年“结婚难”的另一种解释

现有婚姻市场理论无法有效解释部分农村流动青年“结婚难”问题。本次调查研究发现：选择现代婚恋模式的农村流动青年遇到的“结婚难”问题与婚姻市场理论下的“结婚难”问题不同,主要表现为恋爱难、由恋爱到结婚难。本文从婚恋失范视角对部分农村流动青年的“结婚难”问题进行解释,即因为婚恋观和恋爱行为缺乏社会规范指导和约束而导致“结婚难”问题。     

重庆社会科学院“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课题组召开理论研讨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和城市劳动力普遍流动,历史地提出了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客观要求。伴随这一主体市场的形成发展,人口流动、社会心理、人际关系、劳动竞争等方面,都将出现一系列社会学问题急待研究。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重庆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课题。该院社会学     

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对人口流动和迁移政策的逐步放宽,我国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潮。据统计,2003年我国实际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已达到9900万人,且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尽管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居住及生活,却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没有融入到城市中去,反而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近1亿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这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云南农村人口流动及其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以磨石臼村为例

农村人口是中国人口基数最大的群体，农村人口的稳定与流动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而云南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成分最多且很集中的省份，其农村人口的流动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本文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磨石臼村为调查对象，简明扼要的剖析了该域农村人口的流动情况，分别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角度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从全民幻想到集体意淫——中国定型化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流动带来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不仅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民工潮”，即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更带来了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一大批社会的中下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积累。然而，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新的转变，“出人头地”越来越困难，变得仅仅停留在想象中，“全民幻想”逐步取代原始财富积累，社会逐步“定型化”。     

如何破解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难题？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劳动力的流动对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推动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我国属地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以劳动力不流动或是极少流动为前提建立的，无论是广大农民工还是城市白领，只要发生跨地区流动，就会遭遇社会保险无法顺利转移的难题。     

就业 世纪末的焦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劳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旧体制遗留下的问题以及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使“九五”时期的劳动就业工作面临着比以往更严峻的形势。据劳动部门预测，“九五”时期，我国城乡将有7200万新成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城镇企业中至少有1500万富余职工需要分流安置；农村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达到1．3亿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规模将达到4000万人，形成了劳动力资源供给的巨大压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总量压力。当前，我国人口已达12亿，按劳动力资源约占人口的…     

城市户口真的“掉价”了吗？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却出现了“逃离北上广”、大学毕业回农村、农村户口“涨价”等种种所谓“逆城市化”迹象。新华网日前报道，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地区——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     

当前中国城乡人口社会流动与教育之关系

作者认为，农村改革启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市场经济为实现社会流动提供了巨大空间。８０年代以前农村“外流劳动力”与受教育程度并无十分密切的相关，９０年代这种关系开始逆转，未来农民的社会流动将更多的依赖教育资源；城市职工的各类社会流动均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女性的就业结构偏重于低职业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流动的主要障碍是教育因素，而改变这种状况的主要途径也是教育     

“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

本文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方式这一新的视角，对北京著名的外来农村人口聚居区———“浙江村”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状况进行了生动描述和深入分析。指出：浙江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的流动，它是带着综合性资源的经营者的流动。浙江村村民进入城市的过程是不断寻找市场和开拓市场的过程，并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以聚居为基础的产业加工基地，作者将这种类型的流动称为产业———社区型流动，文章还对这种进入方式形成的制度背景及其对城市管理体制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新农村建设中的劳动力素质问题研究

新农村建设强调“新”字，解决“新”的根本途径就要求从劳动力自身的问题出发，而农村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根本点就在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关注新农村建设就要关注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本文就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的对策。     

养老：不要孤独的“爱”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日益频繁，伴随而来的是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原来那种家庭成员同处一地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使一些老年人成为社会转型的“牺牲品”，处于孤单、寂寞、无奈的生活状态中，“精神养老”问题日益凸现。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2辑）》以“新乡村建设”为主题，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乡村社会秩序及其运作逻辑、社会流动与人口流动、海外资讯四个部分，内容涉及新农村建设的农村本位、中国城市化道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城市劳动力流动与体制选择——深圳特区流动劳动力管理研究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已分化成为四种不同的流动类型。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向乡镇企业的转移;二是“进城务工经商”;三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产业集中为拉动力的“打工者”;四是到西部地区拓荒的流动。其中,第三种类型为中国标准的现代化过程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它是当今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也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一种流动劳动力组合方式。因此,在这一种流动模式上,最集中地表现出中国改革后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管理体制上的冲突。本文集中讨论了深圳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市场管理的体制成本,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地探讨可能的劳动力市场体制选择     

特大型城市人口控制与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设计思考

当前我国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在造成城市过度拥挤和生态恶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失衡。导致特大型城市人口膨胀和劳动力无序流动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尚缺乏统筹考虑特大型城市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劳动力流动政策。因此,未来有必要从国家战略层面、产业结构调整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综合考虑和制订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     

流动儿童的社会福利现状与发展策略

流动儿童是跟随农民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进入城市生活或学习的0-16岁农村户籍儿童。我国流动儿童的各项社会福利已取得显著进展,包括营养与健康、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家庭与社会支持等。但是,流动儿童的社会福利水平仍有待提高,许多福利不平等问题亟待解决。为此,需建立新型的以“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的管理模式,建立流动儿童登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流动儿童社会福利工作协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