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及特点研究

匪患是政局动荡不靖、社会病态的产物。云南近代社会严重的匪患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时间上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四年、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具有为害土匪数量众多、规模巨大,土匪活动猖獗、匪患十分严重,匪患爆发地域不平衡等三个特点。     

包头皮毛集散地的形成和发展

早在西汉时期包头地区就形成了麻池古城,至清代康雍、乾嘉时期,包头逐渐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皮毛、畜产品的集散地。至光绪间,它已成为皮毛集散重镇,对我国西北地区及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旧社会的军伐混战、金融混乱,关卡林立及天灾匪患,加上帝国主义对我皮毛资源的残酷掠夺,包头在促进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步履艰难的。     

试论解放初期的贵州剿匪活动

1950年春季,贵州发生了大规模的匪患.这一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匪患及人民的剿匪活动,是贵州现代史上最生动、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对于这一场剿匪活动进行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论述.     

黄冕堂教授与明清史研究

<正> 黄冕堂教授1924年生于湖南湘阴农村。5岁发蒙,攻读古籍10年,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4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历史系,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并任山东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     

民国时期匪患探源

民国时期匪患探源马烈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其在活动时间、地域范围、人数规模、为祸程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造成民国时期触目惊心的匪患的一部分原因，是以往中国封建社会所固有的，例如严酷的封建剥削、天灾人祸、官绅欺压...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第一回中国年鉴》

《第一回中国年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反映中国国情的中文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24年2月初版,6月再版。32开精装本,2124页。每册定价大洋四元(当时物价很低,如邮寄平信,本埠每封一分,外埠三分)。主编阮湘是湖南岳阳人。他在写于1923年10月的序言中说:“不观乎欧美日本乎?政治修     

关于瞿秋白佚文的简要说明

翟秋白的这篇佚文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5月6日的“言论”专栏里,该专栏原是该报主编叶楚伧等人的时事评论专拦。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上海《民国日报》成为国共两党合作、以国民党名义出版     

农民与民初军阀割据

自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系,加之原先一些地方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民国初期军阀林立、混战、割据的局面。军阀割据与农村社会状况相互影响,军阀割据混战加深了农村的危机,而农村的极度贫困化,反过来又给军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这两种历史现象互为因果,形成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混战的恶性循环。本文试图以农民和农村社会为视角,剖析民初农村的社会危机、农民与军阀相互依赖关系及其军阀割据混战的根源。一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取代清王朝,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依旧保存,在北洋…     

苏北部分城市“资金混战”的调查与思索

前一时期,在“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上项目热”的拉动下,华夏大地出现了一场罕见的“资金混战”.截止目前,硝烟仍未驱散.为揭示“资金混战”行为的实质,以探求整治对策,最近我们以经济发展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的苏北某市为对象,进行了一番调查,从中引出一些值得人们注意的思索.“资金混战”硝烟弥漫在全国新一轮经济建设的强劲浪潮中,某市推出了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系列计划.由于各行各业求“资”欲望十分强烈,一场以哄抬资金价格为特征,以争夺社会资金为目的的“资金混战”,迅速在全市展开.     

互联网时代的“群雄逐鹿”

互联网的混战绝非始于“3Q大战”。事实上，早在1998年当新浪与搜狐为世界杯报道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互联网就已经进入“群雄逐鹿”时代……     

青徐地域与“青徐黄巾”

东汉后期,"青徐黄巾"能够迅速崛起,在各派割据势力激烈争夺青徐地域的缝隙中发展壮大,并延续20年之久,这与青徐地域经常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自古以来形成的强悍民风及宗教因素,以及割据混战的时局息息相关。     

湖湘学人

刘赤符,1945年4月生,湖南常德人。196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年从中学调入原常德师专中文系任教,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评为教授,现任教于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     

刘表论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形成,有一个群雄混战的过渡时期。当时存在七个较为重要的武装割据集团,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江东的孙氏父子、荆州的刘表、淮南的袁术、冀州的袁绍、益州的刘璋、汉中的张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曾认为“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表)可为英雄”。可见在群雄混战中,刘表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     

陈独秀的“国民革命”观

<正> 1924年——1927年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政治家竞相提出并阐发了“国民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中,陈独秀对国民革命的论述占据着重要地位。     

四川军阀割据中防区制的特点

辛亥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军阀割据、一片混战之中，而四川的军阀统治呈现出一大特色，即“防区制”。在长达10多年的军阀统治时期，川军混战纷争，防区制乃其祸根。研究防区制，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四川军阀统治及其混战原因的认识，更明治乱之道。对于防区制的形成及其原因、结果，前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言，笔者仅就北洋军阀时期四川防区制本身所呈现的军阀统治特点，简论于后。所谓“防区”，原本指各军的驻防区域。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四川军阀的“防区”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的意义，严然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防区制”实际上…     

对《鸦片战争实录》的若干质疑

2009年初,新疆党校李受恩教授从乌鲁木齐寄给了我一本<鸦片战争实录>,作者是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的陈舜成,中文译者是卞力强.     

宋庆龄史事新证两则

<正>一、是否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宋庆龄是否出席了这次大会?一些论著对此之表述,均含混不定。 例如: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的《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第41图说明文谓:“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是仅有的三位女代表之一。”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的《孙逸仙夫人——宋庆龄传略》第25页谓:“1924年1月,孙中山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庆龄是199个代表之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也是代表（另外还有一位女性代表）。她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政治组织中,或者说在任何组织中,被选任高级职位的中国妇女。宋庆龄被任命为国民党妇女部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的《宋庆龄传》第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北上商讨国是,谋求祖国统一,12月4日到达天津。左图为孙中山在天津张园(今鞍山道67号)留影。     

论国共领导人对商民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地位的认识

1924年前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是精英革命而非真正的民众革命,因此国民党对商人与商民运动颇为忽视。以1924年国民党改组为转折,中国革命的先觉者为唤醒民众,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共产党人则对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商人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因此大力发展群众运动。在此背景下,商民运动应运而生。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结晶,是中国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