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山的得名

六盘山的得名,共有四种说法:一、《汉书·地理志》谓此为“略畔道”,音转为“六盘”;二、因古代山上多鹿,传说有人曾沿着曲折山路追赶小鹿,因而有“鹿攀山”之名;三、因山路迂回曲折,古盘道六重始达山顶,故名;四、因“金人开洛盘道,故名”。以上说法中,第二种是近年才整理发表的传说,不足为据;第四种载于《甘肃新通志》,但遍查《金史》,得知金人开的是“六盘山水洛城”之路,此时六盘山早已得名,故此说也不能成立。现在要仔细分析一下第一种说法。因为它已被近年的一些著述广为引用,而且有《汉书·地理志》为证。经查,《汉书·地理志》的略畔道为县名,列在北地郡下。而六盘山当时     

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

一清末民初学者沈曾植曾提出“开元文盛”之说,以为唐开元年间的诗文,百家皆有跨晋、宋而追两汉之思,后来贞元、元和之再盛,不过是成就其未竞之业而已(见《海日楼扎丛》卷七)。用这个说法来评论唐代散文的发展,还是颇有见解的。自从宋人大倡韩愈在文坛上的起衰、济溺之功以后,在他以前的唐人文章就不被人们所重     

论投机和垄断

按照康芒斯的说法,交易活动是因稀缺性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一种物品并不稀缺也就无须交易(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P299)。从这个角度看,交易活动是解决稀少性问题的,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交易是一个双方都认为“不吃亏”或“赚了”的交易。用稀少的概念来解释,就是双方都认为他用稀少程度较低的物品换取了一个稀少程度较高的物品,因此交易活动可被理解为是利用稀少性而获利的一种活动。     

诗词关系探微

关于调的起源问题，自宋代以来一直在进行探讨。有从时代或作者立论的，以为词起源于梁武帝的《江南弄》或降损帝的《望江南词》；有从体式上探源的，把词追溯到诗经和楚辞；有从音乐上探索的，认为词源于汉魏乐府。到了近代。有人提出了词“源于民间”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说法一直兴盛不衰，成为词学界在词的起源研究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如：建国后所编著的几种较为通用的文学史教科书，都主张词“源于民间”。另外，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被发现，以及随着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词“源于民间”的说法也起到了极大的影…     

孟轲“不得罪于巨室”辨

<正> 在此前“批儒”的一段时期里,孟轲被指责不敢开罪大家,屈服于贵富入的威势之下,因而诋毁为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这是当时的一股逆潮,不足为训,近几年来却依然有人说他以“尊重巨室”相标榜。这种说法与事实不合,但亦来之有自。其来乃在于对孟轲所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以下出自本书的,只注篇名)的不恰当的解释。最早的解释者是汉人赵岐,他为“巨室”做注说:“巨室,大家也,谓贤卿大夫之     

论崔浩的历史地位及其死因

北魏名臣崔浩(?—450)的一生,史籍所载颇有矛盾。据说他为人非常谨慎,但又说他作史得罪了鲜卑贵族而被杀;《魏书》本传既称他“正直”,却又说他构害李顺,用心险恶。关于他后来被杀的原因,前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认为他图谋反对北魏的。这种种现象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在这里,笔者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

中国古时有以为史书不过是记述政变与战争的“相斫书”的说法。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也曾经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旧史家笔下,确实是一部政治史。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文以载道”的原则,也强调文化形态不过是“载道”,即承载政治内容的“车”。中国古代这种有人称之为“政治优先”,     

罪恶累累“亚圣府”

二、“亚圣府”是孔孟“仁政”的标本孟轲兜售他的“仁政”的时候,曾经鼓吹过一个诀窍。他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治理国家并不难,只要不得罪大奴隶主贵族就行。他解释说:只要大奴隶主贵族支持你,全国的奴隶主阶级就会都支持你,全国的奴隶主阶级支持你,天下人就都服从你的统治了。孟轲的这个诀窍,很受后代反动统治者的赞赏。他们为了利用孔孟之道来维护反动统治,就竭力把孔孟的后代直系子孙扶植成为“巨室”,好让他们带头叫卖“仁义、道德、仁政、王道”等孔家店的黑货,以广招徠。孟轲的嫡系子孙心领神会,他们扬言,要坚决施行“仁政”,他家要是有人不行“仁义”,死了也不许葬入祖宗林地。叛徒、卖国贼林彪,     

教育终极目的论质疑——与朱本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反对教育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制约并为其服务的观点,这种观点借口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主张教育应以发展人为主,提倡“人的教育”,这就引发了所谓“教育工具论”与“教育本体论”之争。我们认为,“教育本体论”其实不过是历史上“为教育而教育”论调的翻版而已。值得关注的是,“教育本体论”的论调还有一定的市场,“教育终极目的论”便是其一。     

坚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开门办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斗争中不断前进。教育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但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刮出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人发出种种奇谈怪论,企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他们寻找各种借口,攻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开门办学的方向,反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说什么实行开门办学是“只开门,不办学”,“不讲学文化”,只是单纯的“实践——实践——实践”,对高等学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横加污蔑。为了回答和驳斥对     

"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解

《左传》成公六年载有晋迁都新田时晋公族、重臣们的辩论,多数人主张迁到今运城盆地的“郇、瑕氏之地”,唯独韩厥力主迁往新田(今侯马市西北)。双方都列举了各自的理由,其中主张迁新田的韩厥在申述新田作为都城的理由时有一句话,“有汾、浍以流其恶”。对于“恶”字,杜注及后来的史学著作皆以为是“垢秽”、“污秽骯髒之物”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活垃圾。笔者经过细致的辨别与推敲,认为“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当是指因农业收成不好而导致的饥荒之年。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

苏轼的词学观念 ,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宋室南渡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人们词学观念的变化 ,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才很自然地为词人们所接受 ,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而在金代 ,由于“苏学盛于北”,苏词更是被充分地接受、继承与发扬。宋、金词创作的历程证明 ,苏轼对词的贡献开辟了词体发展的新纪元。     

嘉定议和后的宋金关系

宋金嘉定议和后,金方逐渐丧失了以往那种控制宋金关系发展方向的主动权,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金的衰弱,金的内忧外患严重,宋始终不忘与金的世仇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嘉定议和后的宋金关系的变化,客观上加速了两国灭亡的历史进程.     

从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同异看《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壸奥"

作为当世显学,《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比较研究尤为惹人注目."《红楼梦》的成书深受《金瓶梅》的启发"这一说法已成定论,自不待言.然而,偏激者诸如"脱胎说"、"倒影说"仍占一定地位,不无影响.姑且撇开这类论断于整部《红楼梦》是否确当,若以个别章节、情节观之,实有道理.通过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比较,可观《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壸奥".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党怀英诗文书法地位略论

党怀英是金朝中叶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和书法家，其文章和书法皆为当时第一，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在金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为官清正，为诗隐逸，为书精绝，主持刊修《辽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华夷之辨”思想在金源社会淡化的阶段性

金源女真立国之始,便伴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华夷＂之节思想的影响。金朝统治者面对严守＂华夷之辨＂观念的汉族文士,历经几代女真帝王的努力,最终使得汉族儒士在对待女真统治的态度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金初的势不两立到金中期的矛盾动摇,直至走向金末完全淡化消失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曲折过程。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西晋文学三题——兼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商榷

本文讨论西晋文学的三个问题:一,西晋文学以"绮靡"为主潮,但也曾有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左思、刘琨对愤懑和灾难的抒写。二,不能简单地从西晋短暂安定繁荣的社会中去寻找"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西晋"清议"的颓弛、玄学思潮的兴起和士人卑俗的人生旨趣等方面更重要。三,西晋文学大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华美特征,同时遗落、摒弃了前代文学中"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偏执地走向重精致、细腻、工巧等文学形式美的西晋式的华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本文所论有与这种看法进行商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