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制度背景与企业资本投资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微观经济行为,而这些影响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又具有显著差异.文章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技术,研究了不同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与资本投资正相关;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对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更具敏感性;货币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而信贷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据.     

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产权特征视角分析

文章着重于从政府控制企业的产权路径上,考察不同所有权特征的企业如何应对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应对下企业不同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国家的紧缩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普遍控制了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了干扰,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因产权关系出现了弱效现象.特别是股权集中度非常高的国有企业,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的效果受到抑制,更容易出现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传导作用的偏离.     

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以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试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如何作用于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印证制度环境对这种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经济转型期政府推动内部控制建设背景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起到抑制作用。伴随着政治关联的加强,民营企业更愿意迎合政府需求,以牺牲内控的方式加强合作,实际上并不重视内部控制建设;进一步地,制度环境会影响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市场化进程更快、制度更加健全、法治水平更高,民营企业拥有更为有序的竞争市场和舒适的发展空间,会将更多资源、精力用于内部控制建设,抑制作用被削弱,反之加强。研究立足当前经济转型期背景,从制度地区差异视角出发,考察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拓展了政治关联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探索制度环境建设和自身职能转变提供了现实证据。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内部影响因素——基于温州微观层面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聚焦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内部影响因素,通过匹配温州市商务局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温州民营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和非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进一步地,通过构建二值选择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出口倾向是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共同正向影响因素;而在民营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生产率和技术能力也是正向影响因素,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则是负向影响因素.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过度投资

在国家“四万亿投资项目”的大力支持下,高铁行业发展极其迅速,基本上覆盖了全国的线路地图。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阶段,高铁行业暂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在自身调节的同时,中国政府推出了“高铁外交”的政策帮助高铁行业“走出去”。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选取2009~2014年间共64家核心高铁行业民营企业,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与模型的选择和检验、回归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政治关联下民营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研究表明: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所在辖区经济目标和政绩目标会驱使他们对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经营决策及行为进行干预,使民营企业的发展投资决策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预期目标一致,促使民营企业在原本适度发展及投资的基础上进行额外的过度投资;民营企业受到资源、政策等条件限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通常会积极与当地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而过度投资则是企业所付出的政治成本;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和过度投资是双向影响的关系,即民营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以各自的利益诉求和资源交换为基础,实现了双方的经济和政绩目标。     

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微观银行作用与机制

传统货币观撇开微观银行中介的作用,而银行借贷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等信贷渠道观则强调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供给对投资和产出的间接影响,且认为具有不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同,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类型银行间具有分布效应。结合微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特征及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角色与功能、货币政策扩散机制的可能检验途径及其构造原理,认为银行的资本结构及其内在管理也应被纳入货币政策的决策框架。     

政治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省长更换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由省级领导人变动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我国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变动对当地上市企业投资水平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正常换届的省长变动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非正常换届的省长变动对企业无显著影响,并且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沿海地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存在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也为地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提供了一种微观解释。     

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社会责任维度

利用2009—2016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维度,验证政治关联对不同维度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承担水平显著负相关;政治关联抑制了民营企业对债权人和员工责任的承担水平,促进了其对政府和公众责任的承担水平。文章丰富了政治关联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内容,对于加强政府监管、提升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脱虚向实:减税激励赋能实体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提高实体企业效能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减税激励政策对实体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二者之间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为实现路径;在民营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中,减税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金税三期”的实施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治理效果。因此,在企业层面,应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强韧微观主体活力;在国家层面,要重视减税激励对于实业发展的积极政策作用,政府税制改革应关注企业多维异质性的不同影响,国家税务机关要着力提升征税服务水平,从而激活实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与企业贷款行为——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微观视角研究

货币政策调控会先影响企业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进而对企业的贷款行为产生影响。并且,金融危机冲击和货币政策调控会引起不同特征企业贷款行为的异质性反应。经验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引起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上升,而企业风险承担上升也显著引起其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中小企业、股权分散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其银行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更加灵敏,而企业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敏感度有所下降,大型企业、股权集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传导的银行贷款行为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更大。     

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

文章结合中国企业产权性质,以中国2006-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债务融资(银行借款、商业信用)的影响及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债务融资下降而投资效率提高,其中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得更多,商业信用融资较国企少,而投资效率提升得更快.文章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借款的时滞效果以及制度环境与银行借款、产权性质的相互关系.     

货币政策对区域性民间金融危机的制度诱因与法治化调控探析

2011年,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引起学界对引发此类民间金融危机在相关制度上诱因的关注。我国货币政策的多变是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多变的货币政策与滞后的传导机制,致使部分实业型中小企业对间接融资预判不足,最终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因此,我国应当寻求货币政策的法治化调控路径,推进货币政策透明度与利率市场化,建立起立法机关对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评价机制,依法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创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防范区域性民间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基于央行效用动态最优化模型的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研究

从央行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运用极大值原理,构建央行效用的动态最优化模型,探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经济主体行为对其传导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时间长短,直接取决于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信号的敏感度大小。第二,当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时,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比企业和居民更重要;相反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企业和居民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比商业银行更重要。优化商业银行、企业、居民三大经济主体行为,能够有效提高其对货币政策信号的敏感程度,进而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     

货币政策、债务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文章从微观企业债务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出发,利用2009—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相应的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债务异质性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债务异质性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相对于紧缩时期,金融性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削弱程度更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相对于宽松时期,经营性负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更强。     

货币政策异质性对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货币政策作为调整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仅会对国民经济起到整体调节作用,也会影响企业做出的投资决策。本研究以国家重点关注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关系还随着分位点的增大而增大;同时,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更大。按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行分组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对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