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的义思想

孔子将春秋时期政治层面的义观念内化为个体道德修养的途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义思想,内涵涉及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和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在孔子"礼义仁"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中,守礼是基础,行义是方法,达仁是目标,"义"成为其中最具实践意义的关键环节。     

论“勇”德在孔子实践观中的地位

孔子非常重视和强调实践,在孔子的思想中,“勇”是作为实践的原则而存在的,这不但体现在孔子的思想中,而且是其伟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勇”成为实践原则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与“仁”、“义”、“礼”、“智”等德性结合起来。在孔子看来,把“勇”作为实践的原则,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勤勉力行和克己改过。     

论孔子的“仁境”

孔子“仁学”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本文通过对《论语》中有关“仁”的语录的考察,认为“仁境”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状态,即一种知、情、意统一、融合的精神境界。“仁”是人的生存方式。     

孔子的行“仁”之方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通过对《论语》中有关＂仁＂的语句的梳理与分析,发现＂仁＂的含义层次不同,而行＂仁＂之方也不尽相同。这体现着孔子对＂仁＂的不同的外在要求。这既使人们发现了行＂仁＂之方,又极大地扩大了道德主体的范围。     

论勇德

“勇”作为德性是一种道德力量,即正视危险、克服困难、摆脱恐惧、抗拒欲望、抵制软弱和忍受痛苦等为善力量。不惧、果断和坚毅是“勇”德的基本内涵,坚忍不拔、勇于生存,敢于担当、见义勇为,知耻改过、去恶迁善,以及独立自主、持节不恐等,则应当成为“勇”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实践内涵。弘扬和培育“勇”德,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成就个人事业,而且有助于发扬人道,匡扶正义,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     

试论孔子的“仁”

《论语》中的“仁”字不是孔子的创造,以仁学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却是孔子建立起来的,是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本文首先探讨了仁的产生,继而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等,阐述了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建立;然后又以《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有关仁的言论为依据,分别从仁的基本含义、仁的历练、孔子本人对仁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论证了仁不仅是孔子的道德理想,也是其社会理想,是二者的统一,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特征。     

勇的三重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勇"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作为自然德性的勇述说的是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特质以及行为方式,它是道德中立的;在注入"知""义"等内涵后,它才成为一种真正的道德德性;它不仅是一种特定的道德德性或德目,而且是人们由之成就各种道德德性,趋向理想人格的道德意志品质,是道德勇气。"勇"对个体和国家的福祉、个体道德发展,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至关重要,在核心德目的确立和德育活动中应得到足够重视。     

透过春秋宗法制度下人伦网络探求孔子“仁”的含义

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仁”位于其核心地位,对其他所有伦理道德之德目有统摄作用。“仁”的含义的多面性是人伦体系中人的社会角色的复杂性的体现。本文尝试引入“人伦网络概念”来阐释“仁”的内涵,以及描述处理人伦关系所需的人伦道德要求来探讨“仁”的含义。     

韩愈尚“勇”性格论

前人对韩愈的性格多有评述,或以为其"操行坚正"(<新唐书>),或以为其"躁急褊狭"(舒芜<舒芜文学评论选>),或以为其"心胸狭小"、"褊急浮躁"(阎琦<西北大学学报>丛刊1981年第2期),不论对韩愈是褒还是贬,都不免各执一端,未中肯綮.韩愈一生的言行、事迹、作品有许多信息集中透露出韩愈性格中最突出的一面是"勇".     

“仁”的内在张力与从孔子到孟子的话语转型

仁自身包含的内在精神张力,决定了其作为道德评判尺度在实际运用方式上的复杂性。孟子的主要贡献,是将仁所包含的内在性精神张力,展开成为仁与义之间的外在性范畴对立。仁侧重于主体道德立场的积极性呈现,义侧重于其消极性呈现;仁侧重于情感瞩望,义侧重于规范约束,仁和义各有侧重,形成相互限制、相互支持的关系,有效提升了儒家道德观念应对矛盾而复杂的现实的能力。这种展开有助于避免"仁"与诸如"兼爱"之类观念的混同。周礼是孔子建构仁学的历史文化依托,从仁到仁和义的分化,与周礼的结构模式之间也存在对应性关系。     

论“二人”为“仁”说——从封建宗法社会人伦网络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关东来探求“仁”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中,“仁”位于其核心地位,对其他所有伦理道德德目具有统摄作用,“仁”的其他各项德目都是“仁”在具体的人伦理网络体系中的具体体现。“仁”的含义的多面性是人伦体系中人的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表现。本文尝试引入“人伦网络概念”来阐释“仁”的内涵,通过描述位于网络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所需的人伦道德要求来探讨“仁”的含义。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视阈下儒家“义”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学"五常""四端"说,皆以"义"为核心范畴之一。"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表现为关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交往关系之间的一种美德;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体制。儒学讲"内圣外王",大体而言,"内圣"是道德哲学的谱系;"外王"则是政治哲学。就儒学"内圣"体系、内圣开外王的路径而言,"义"是"仁"的道德实践;而就儒学"外王"体系而言,"义"表征为"仪",即"礼",人行"义"而"仪",以实现和维持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遵行和对非正义行为的规诫和惩罚,即矫正正义的实施。"义"作为正义的原则,该原则自身是否合乎正义?儒家性善论和儒家天命论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孔子与中国的礼文化

“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更不是“天人”。“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孔子就是以提倡“礼”而闻名的。但是,对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的性质和意义,人们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代表了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体现了孔子的宗教观;有的则认为,“礼”的学说主要反映了孔子的人文观。有人想从中挖掘出新的意义,以弥补现代“法治”社会的不足;有人则揭示其中的保守性,证明其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阻碍作…     

孔子的“精华”与“糟粕”

孔子是伟大的,但孔子的学说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对孔子要一分为二。孔子伦理哲学的核心是"仁",这是精华。孔子的政治哲学的核心是"礼",其中糟粕较多。对孔子学说的正确态度是吸取精华,弃去糟粕。     

先秦“仁义内外”说再辨析

“仁义内外”之辩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孟告之争与子思学派“仁内义外”的观点关注较多,大多以对内外之层次进行划分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先秦诸子主要讨论并有所分歧的“内外”,是仁义之德究竟产生于内还是产生于外,而对此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诸子对仁义的不同定义。诸子在“仁义内外”上的不同观点,其背后所反映的始终是各自的核心理念,其目的是在“仁”“义”观念已经影响广泛的前提下,主导对“仁”“义”概念的理解向度。     

论墨子“仁义观”——从《墨子》中“义”字的原始形体来考察

首先结合墨子兼爱非攻思想,断定"义"字原始形体当为"羛"。这体现了墨子摒弃自我,摒弃武力的兼爱思想;进而结合《墨子》文本,具体分析墨家以何为"不义",以何为"义",以何为"仁"。在综合各家观点基础上,得出结论:墨家之"仁"就是兼爱,墨家之"义"就是天下公利,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仁"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仁"的目的和归宿。     

《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

君子“三达德”中的“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知”即理智,“仁”属于情感,两者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意志品格(“勇”)来实现.“勇”不同于“好勇”.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已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     

中国传统“义”观念的现代伦理学价值

古人在对"义"阐释中潜在地认识到了义相较于仪的道德性含义、相较于利的正当性含义、相较于仁的理性特点和自觉自律性特点。在对"义"的现代阐释中,我们发现"义"有正义性、合理性和适当性含义。"仁"所关照的往往是个体的人,"义"所关照的则是社会全体,"义"更具有现代公德性含义。在现代社会状况下提倡"义"更具有现时代的积极意义。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