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的霸权性及其对全球利益博弈的影响

国际利益博弈源于国家之间需求的碰撞,自1970年代起,全球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表面的"美金→石油美元"转换后面,是美元信用来源的"实际财富抵押→暴力抵押"的转换;该转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即"美元/全球资源资产"与"美元/美国国债"的双跷跷板结构。美元成为世界利益博弈的核心。2012年,美元进入第三个"17年大周期升浪"和临近"5年升值小周期",世界由此进入"美元升/全球资源资产贬"的格局之中。     

从美元本位制到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失衡和动荡的根源

美元本位制使得美国经济走上了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道路,导致了美国核心经济的转变,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更加依赖金融杠杆,后者更加依赖价格泡沫,这为美国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美国核心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自由化的经济环境,但美国政府在危机中的强力干预破坏了这个环境,导致美元危机的风险正在逼近;而当代欧元的出现,则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类似金银复本位的欧元—美元双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一种比金银复本位更加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失衡和动荡根源于此。     

后危机时代的风险研究:后工业社会的格局、挑战及评估

后危机时代不是对危机已经过去的断言,而是指危机缓和后,世界经济出现的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视角看,分析后危机时代,必须分析后工业社会。从大尺度来看,当今世界处于商品经济历史区间,但从小尺度来看,该区间同时又有新变化,即以1970年代为界,历史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时代。在该时代,商品=意义性+符号化,财富=流动性+资本化,美元=媒介性+霸权化,构成后工业社会时代的核心结构。该结构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格局,即以国际对冲和套利资本为支点,全球资源资产与美元之间构成一个跷跷板关系,其中,美元是按钮,美元升值与否决定着该跷跷板的变动方向,所以如此,源于美元本身也有一个跷跷板结构,具有自我循环机制和能力。     

美元霸权·金融资本逻辑·人民币走向

美元稳定世界金融秩序的历史贡献毋容置疑,掠夺全球财富的"溢出功效"也日益彰显,诸如,"量化宽松"转嫁了自身危机,汇率调整洗劫了他国财富等等,这根源于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而引发的"金融产业转型"。事实上,"美元殖民主义战略"的全球部署,还勾连着国际资源的价格控制、美国债券的全球流通以及"他国货币"的发展困境,因而,人民币国际化走向中的"内忧外患"要妥善安置,特别要前瞻性地应对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对人民币的蓄意袭击。     

美元过量发行与贬值的财富转移效应

美元过量发行与贬值,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导致财富从世界各国向美国的转移.首先,商品与服务向美国不对称的流动,这是财富向美国转移的有形形式.其次,以美元形式存在的资产向美国转移,这是财富向美国转移的无形形式.再次,美元的过量发行,致使美国向外大量输出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美元汇率下降,增加了美国商品的出口,这是财富向美国转移的间接形式.     

我国出口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下的收汇高风险策略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收汇风险出现“三高”,出口企业成为次贷危机的最终承担者,为进口商、进口国和进口国银行买单。对此,出口企业应充分调研进口国家风险和进口企业资信,降低收汇风险;尽量采用信用证的结算方式,规避收汇风险;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转移收汇风险。     

后危机时代美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历经两年多的经济危机而企稳回升、从萧条走向复苏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储备的条件,为弥补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而听任美元贬值,并作为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美元武器"。后危机时代的美元贬值,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我国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有利于外国投资和我国"走出去"战略,调优我国产业结构。但也使我国出口成本上升,增大外汇储备和偿还外债的风险外,更重要的是会导致短期投机资本(游资)大量流入,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应该趋利避害,以降低美元贬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基于反对型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视角

作为一种人为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是行为体在安全场域内通过主体间、交互性内隐行为以塑造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具有隐秘性、建构性、难预测性等属性。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反对型利益相关者因与中国在观念、身份、利益等层面存有国际认同缺失问题而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存在性威胁”,以致引发认知谬误、情感拒斥、意志抗衡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全球认同危机时代,认同缺失是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和国际安全风险的核心变量。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反对型利益相关者需秉持“聚同化异”理念,协力凝聚价值共识、建构身份认同、促进利益共享以应对相关非传统安全风险。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秩序—绩效”的矛盾运动与调节

在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层是各行各业正式组织的共有特征,是各行各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最大公约数”。由于科层组织中存在着权力—目标、秩序—绩效、秩序—绩效数据相互交易的矛盾运动规律,故而其内生性地存在着“组织失败”“组织变色”“组织蜕变”“社会危机”等风险,稍有不慎这些风险与危机就会使得组织崩溃。要预防这些风险,就需要从战略上明确科层存在的第一要义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使用权力的前提与目的都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这是组织的“初心”所在。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科层的客观运行规律,在保证“初心”实现的前提下,允许各层级组织享有使用自身权力的自由,享有合理的“秩序失序”权利;在日常管理活动中,要开发组织稳定指数、组织变色风险指数、组织秩序—绩效协同发展指数,用以诊测科层组织日常性与系统性风险与危机,并针对性地进行风险与危机防控。     

伦理视阈下的金融信用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不仅使得美国经济陷入困境,也把全球经济引入危机的深渊.在危机缘由的说明上,诸多分析学家倾向于将其归咎于金融信用工具的过度创新,进而断言这是一次信用危机.而美国信用体系之相对完备为全世界所公认,为何还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信用危机?本文试以金融信用为研究对象,说明其伦理维度和道德内涵,分析其在危机中所担当的角色,并进一步探索企业在金融信用生活中所应具备的核心伦理诉求.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主权债务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的新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面临"高债务和高赤字"问题,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主权债务问题导致主要国际货币大幅度波动,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凸显,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较大,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仍然较高,未来美元汇率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去美元化"将成为一种趋势,欧元、日元等货币都难以替代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将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正在崛起,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美两国对中美关系的构想及认识研究

世界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下滑和中国国力快速提升,美国对中国的戒心也随之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间的认识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这一议题进行分析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展望意义重大。根据中美之间的相互认识与构想来看,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维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中国和美国依然就在核心利益方面进行着相互竞争。而且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将以更积极的姿态,更明确的立场处理中美关系。因此,中国对于核心利益的坚定态度、中美间的矛盾,以及基于相互尊重的对等的中美关系,所有这些都必将让中美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破产立案标准理论创新与制度重构

我国破产法没有区分可能采取的拯救与清算程序,统一按照清算程序的支付不能与资不抵债标准概括申请与受理条件,无形中提高了立案标准,推迟了立案时间,造成申请难、受理难以及法律适用难。本文的主要学术思想有两个,一是破产立案标准采用抽象的概括主义模式与我国的成文法以及司法传统不相适应,折中的列举主义有利于加强破产法与强制执行程序以及公司法的僵局与清算制度的衔接,有利于解决破产申请与受理上的法律适用难;二是降低受理门槛,将“支付不能与资不抵债”下单一的偿债标准降低到“财务危机”下偿债与经营标准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保障现代破产法预防与整顿经济秩序目标的实现。     

《资本论》中的货币危机理论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将其本质概括为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和货币危机,后者的理论含义和重要性长期为人们所忽视。文章对《资本论》中货币危机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对货币危机思想进行了初步的阐释,有助于加深对货币、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蕴涵的内在矛盾的理解。     

“扩权强县”改革的地方试验与路径选择

我国六省市"扩权强县"改革坚持了"分批扩权、协调扩权、依法扩权、规范扩权"等原则。我国"扩权强县"改革实践,存在如下问题:部分试点省市县改革思路不清晰、路径不明确;部分省市政府实质性权力下放不够;部分县级政府制定的考核指标不科学、不全面;部分县级政府业务管理水平低。推进我国"扩权强县"改革,应做好"扩权强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妥善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推进实质性扩权,加强考核和监督,设计科学化的指标体系,强化对县级专业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论完全代孕中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认定——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出发

完全代孕是指由受术妻子提供受精卵,由代理孕母孕育分娩子女的过程。完全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应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指导原则。学界关于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标准有"分娩说""当事人意愿说""子女最佳利益说"和"血缘说"。四种学说各有利弊,都不足以作为代孕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标准。本文在综合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修正的意思表示说,即在国家公权力监管下,基于子女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同时对意思自治进行必要限制。     

试论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来源、提出和演变

马克思信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批判高利贷信用和扬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信用思想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研究,创立了自己的信用理论。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有关虚拟资本的理论对我们认识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具有重要启示。     

2008—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及规制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

自2008年以来,欧洲与美国等经济发达的西方经济体相继爆发债务危机、信用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严重增长停滞,发展前景令整个社会堪忧。特别是如美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原经济强国,更是债务危机进而金融危机令世人大跌眼镜。那么这些国家危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所在,是表面上社会看到的国债发行危机、欧元经济体危机、金融问题,还是更深层次有关经济财富增长、制度认识和构建上的问题。欧美金融市场自二战以后的规制建设,经历了由"扶持"到"攫取"的深刻变化,其监管体系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规制变化引起的。去其糟粕、吸其精华,是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金融规制时应坚持的态度。     

“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双师型”人才是师范院校培养的具有教师资格和能力又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笔者就“双师型”教师的建设培养途径、素质要求提出了看法。基于社会对专业“双师型”人才需求发展的需求,结合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学实践,指出了“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内涵,提出了“双师型”人才培养“主修＋辅修”、“理论＋技能”、“国内＋国外”、“校内教育＋校外教育”、“学年学分制＋完全学分制”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体系建设也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