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了林兴宅同志的《论阿Q性格系统》,在国内影响很大。例如,有人说:“看来林兴宅是有意识地选择人们讨论较多的、难度较大的课题初试这种新方法论的‘刀锋’的。”有些人虽然不同意新方法论,但看了这篇文章后,也认为对阿Q形象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笔者也想略表管见,与林兴宅同志争鸣。     

庄子有“阿 Q 精神”吗?——和关锋同志商榷

把现代的名词扣在古人的头上,常常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把现代人物的某种精神面貌放在古人的身上,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尤其当作者缺乏大量有力的论据时,这种立论就更成问题。比如关于庄子的评价,有人认为庄子有阿 Q 精神,我看这种立论就很难站住脚。关锋同志说:“阿 Q 精神浸透了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尤其是他的处世哲学。把现实世界看作虛无,然而他却不能离开‘人间世’,于是就来了一套滑头主义的处世哲学,‘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一切‘寓于不得己’,鬼混在人间世,‘不得己’的时候什么事     

阿Q性格及其系统批评——兼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近年来,系统方法已为一些文艺理论家谈得不少了,但将这一方法具体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来的却并不多见。林兴宅《论阿 Q 性格系统》(以下简称《论阿 Q》)一文,试图运用系统方法研究阿 Q 性格,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其影响所及,使当今文论界一些同志认为它实际运用系统方法解决了阿     

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再与李崇淮同志商榷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的论文,就黄金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与李崇淮同志进行商榷.以后,李崇淮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发表了《就当前货币形式答谭寿清同志》,同时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上,发表了《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1.纸币能否直接代表商品价值?2.马克思关于信用货币理论的内容是什么?信用货币能不能摆脱"货币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的形式"?     

关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与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作者是林子力同志。他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批评斯大林的所谓生产关系的“三分法”。他说:“斯大林明确地把所有制规定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决定着其它两个方面。从而就使得所有制成为可以脱离生产、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独立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恰恰正是这个‘三分法’,是马克思生前批判过的形而上学”,并且“陷入了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逻辑眼界”——与李匡武同志商榷

一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邏辑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已經做了十分深刻的阐明。他认为,辩证法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的逻辑方法,它“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章沛同志根据恩格斯这些論断认为:眼界的区别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具有“钥匙意义”的区别。我是同意章沛同志这一见解的;李匡武同志对章沛同志的批评意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也与魏埙、谷书堂两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刊载了王章耀、萨公强与魏(?)、谷书堂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同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的意见不仅由于对同一名词有不同的理解所引起,而且还反映了对争论的问题有原则性的分歧,所以我愿追随于诸同志之后,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以求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我完全同意王、萨二同志的结论,基本同意他们的论证,所以本文将尽可能避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的分析和论证。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与吴大琨同志商榷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两次争论在三十年代,以苏联史学家为中心曾经开展了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际性的论争。事也凑巧,三十年之后,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际性的论争,又爆发了,而且至今还有方兴未艾之势。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引起这一讨论的国际社会背景,以及它和世界革命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过,这方面我们暂不拟论及。现仅从学术的观     

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其他——和曹大中同志商榷

在《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上拜读了曹大中同志的《“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以后,感到颇为新奇。但是仔细思索,觉得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商榷。曹大中同志断言屈原只忠君,不爱国,断言“屈原至死不离楚国,最后怀沙自沉的思想动机,不是出于爱国,而是忠于向其委质的同姓君主。”作为论证这个命题的大前提,曹大中同志首先断言“在先秦时代……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这些论点实在不敢苟同,特在此提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经济效益概念与指标问题——对单东同志“关于经济效益定义的商榷”的商榷

单东同志《关于经济效益定义的商榷》一文,对南方十六所院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以下简称“南方本”)中的表述,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这些批评里包含了对经济效益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在此谨提出来与单东同志商榷。第一个问题:经济效益是一个指标还是一个包含着多种指标的概念?我们认为:经济效益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概念。作为经济效益的定义,只能抓住它的根本规定     

关于苏轼“轶诗”的几个问题——与李门同志商榷

《中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发表了李门同志《平都天下古名山》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下边凡引用该文,不再加注),向读者介绍了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轶诗”。但仔细读过之后,觉得有不少失实之处,特此提出商兑。     

关于“劳动创造了美”的问题——与蔡仪同志商榷

苏联美学家万斯洛夫和斯特洛维奇在论述他们关于“美是作为对现实现象、首先是对人的劳动产品的审美评价的范畴而产生的”美学理论时,着重强调了“劳动”和“劳动创造”的意义,对此,蔡仪同志把它当作理论前提重点进行了批判。他说:     

关于阿Q典型的阶级性问题

(一) 阿Q究竟是什么样的典型?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一直在爭論着。从目前討論的进展看来,我們以为,如何正确地理解阿Q典型的阶級性問題,是理解阿Q典型性的关鍵之一。阿Q,就其阶級地位来說,是一个雇农。他沒有家,“也沒有固定的职业,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在人們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会說話的劳动工具;人們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只有在“人們忙碌的时候,也还記起阿Q来,然而記起来的是做工……”。他的可悲的社会地位,我們无需多加說明,只要看看那段关于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惊心动魄的描写就夠了:连姓赵都不准,还要挨打,受訓斥,赔酒钱,还     

关于朱熹与宗教及其他——对任继愈同志关于“儒教”问题的几点浅见

任继愈同志几年来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和批判儒教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的圣人"、"具有高度尊严的教主"、"高贵的素王"的孔子及其学说.作者认为:儒家是宗教;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宗教思想.并曾多次指出,朱熹"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的人物."又说:"朱熹的思想属于宗教,他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宗教体系服务的."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产业革命,所以"哲学没有条件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这就造成中国封建时代     

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与黄逸峰、姜铎同志商榷

读了黄逸峰和姜铎同志的“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文后,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商榷,并求指正。一探讨洋务运动,首先要研究一下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运动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时威胁着清朝反动统治的是什么?只有正确地分析这一个问题后,才能对一系列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黄、姜二位同志认为: “当时两国(指中国和日本)同样遭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这两个运动,也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的。”“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强迫日本订立了神奈川条约、安政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同样包括着开     

关于价值实体问题与周永同志商榷

周永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发表的题为《价值量的计算及其有关理论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价值的实体是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时写道:“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资本论》第1     

仰天湖楚简“(无阝)阳公”的身分及相关问题——与林河同志商榷

《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林河同志《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一文,依据1953年5月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简,论证了战国时期侗族的历史及其与楚、苗的关系。这种运用考古资料研究我国民族史的方法,能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值得提倡。对长沙仰天湖楚简中的“郈阳公”,学者们以往多释为“许阳公”,同时将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阿Q正傳”

一、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寫“阿Q正傳”的? 要分析“阿Q正傳”,我們认为首先要研究这一个問題,就是,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傳”的?研究这一个問題,魯迅自己的話可以做我們的鑰匙。当“戏”周刊編“阿Q”剧本的时候,魯迅有“答‘戏’周刊編者信”,其中說:“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对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