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政策大力发展边境贸易

近两年来,中越边境贸易发展迅猛.1988年越南边民进入广西7个县市贸易点经商互市买卖人数已达75万多人次.比五十年代最高年,还超出25万人.中越成交额据不完全统计1988、1989年每年已近亿元,其中凭祥市则占5000多万元.可是,1990年4月以来,情况有所变化,进入贸易点人数渐少,商品交换日益萧条.为了使今后中越边贸更好地恢复健康发展起来,促进我边贸生产建设大发展,民族经济大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一、发展边境贸易,繁荣民族经济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新探——以广西龙州武德乡布侬三屯为例

中越边民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往来中,形成了独特的跨国婚姻模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越南女子涌人中国,并呈“一边倒”趋势,给中越边境地区传统的跨国婚姻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挑战.基于此,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前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进行探析,把握其现状和特征,以期为中越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提供...     

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兼论"无国籍女人"的身份

中越边境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以来,中国与越南毗邻村屯边民之间缔结的跨国婚姻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嫁入到中国家庭。本文着力探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嫁入中国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越南妇女的处境。由于制度等各种条件限制,她们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最终沦为尴尬的无国籍女人,这对中越边境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广西凭祥跨境越南劳工的形成与特征

本文以广西凭祥市为田野点,考察来华越南劳工的形成机制及群体特征。越南劳工的跨境行为主要受广西劳动力需求以及中越工资差异驱动。跨境务工则大致可以分为关系恢复期、务工繁荣期、合作转型期三个阶段。凭祥的越南劳工具有9成来自北部或山区地区,跨境民族数量大,男女性六四分,青壮年占7成,文化水平偏低等特点。本文发现中越跨境劳务合作政策实施后,边境地区的跨境务工秩序得以形塑,两侧人口有序流动,跨境组织方式逐渐正规化、商业化,跨境务工群体也更为多元。越南工人到中国边境务工,不仅再生产了区域文化,也再生产了全球化下劳动力流动的秩序和社会结构本身。     

从祖坟离散与回归看国家与边民互动的实践——基于广西中越边境下其逐屯的田野调查

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下其逐屯存在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迁坟现象,即将曾经因特殊原因而葬于国外的中国边民的祖坟迁回国内。由此,下其逐人的祖坟经历了一次从离散到回归的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以国家政权的有力统治和国家主权的边界规训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在场,一直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下其逐人在祖坟离散与回归过程中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广泛的能动选择。从国家与下其逐人在祖坟离散与回归过程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可知,尽管国家权力对边民长期具有较为强大的统治力,但国家与边民整体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换言之,从国家与边民的互动关系看,“强国家”前提下良性互动的国家与边民关系始终居于历史主流地位。     

一本反映边境民族贸易的好书

2000年国家民委“兴边富民行动”正式启动。2004年11月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中越经济贸易合作有了快速的增长。据世界旅游组织2005年发布的全球旅游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预计2006-2015年,越南旅游业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7.7%,位于全球第七位。而据越南旅游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旅游市场最大的客源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民族出版社策划并隆重推出了“东南亚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中越边境贸易研究》。《中越边境贸易研究》以最新、大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全新的、系统的研究视角阐述发展中的中越边贸。与同题材…     

中越边境地区苗族回归边民研究——基于广西靖西市弄关屯的田野考察

中越边境地区的一些边民族群在历史上不断跨国迁徙,其迁徙过程包括离散和回归两个方面,其中,位于这一地区的部分苗族边民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定居下来的.从离散与回归的整个过程看,中国苗族边民的离散存在着多元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地缘、血缘、族缘等条件,其回归的历程更显复杂,除了强大的政治推力外,还有祖居国政权或其他族群的拉力.同时,当其回归以后,其处境与世代定居边境地区的其他族群相比,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八大”攻略推动龙州腾飞

龙州,在陆路交通不便的历史时期,依托左江国际商贸黄金水道,曾有过半个多世纪引以为骄傲的经济繁荣,赢得国"小香港"的美誉。龙州县位于广西西南边境、左江上游,西与越南高平省和谅山省接壤,边境线长达184公里,距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均不足200公里,沿边有国家水口一类口岸和科甲二类口岸,以及那花、布局、水口、科甲4个中越边民贸易互市点,是我国连接东盟国家的重要陆路口岸通道之一。     

文化相融与合作共享——基于中国广西D市越南籍散工的讨论

全球化时代,区域合作已是必然、普遍的社会事实。相应,成果共享既是目标,更是合作良性与持续发展基础。研究通过对中国广西D市越南籍散工的实证描述,认为除经济博弈因素外,基于中越两国边民长期交往而形成的文化相融是越南籍散工大量进入中国口岸务工的根本原因。这也表明,文化相融及其随之而来的理解、宽容与沟通乃是区域合作成果共享的根本。     

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婚姻调查与分析——以云南省富宁县田蓬镇、木央镇为例

中越边境地区的中越边民间的跨国界通婚现象古已有之,但有确切数据统计的案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越陆地边界划定才进一步登记系统化和数据趋于准确化。不过,由于跨境民族婚姻涉外人员的流动性与隐蔽性特点,又使得中越边境地区的统计数据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大约数据可以掌握,但具体数据难以把握。这种特点在与越南有70余公里边境线的云南省富宁县沿边地区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富宁县与越南直接接壤的乡镇有田蓬镇和木央镇,该县境内的跨境民族婚姻绝大多数集中于这两个乡镇。这两个边境乡镇的跨境民族婚姻形态中存在的多元性、复杂性族群聚合因素特征值得各界加以关注和进行深入的学理性探讨。因此,笔者以本地人的身份,对这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展开了多年的关注与跟踪调查,并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其现状、社会影响、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针对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的提炼。     

边民跨境婚姻:走向结构论和互动论相融合的研究取向

边民跨境婚姻是中越边境地区社会生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偏向于在结构论视野和框架内展开讨论,而在互动论看来,边民跨境婚姻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产物,也是"边民"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日常生活实践。因而,在边民跨境婚姻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以村落共同体(社区)为载体,以婚姻本身为主线,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考察两种话语系统背后的生活逻辑和行动策略。     

在沿边公路上——广西边境纪事之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边民都是一位永不退役的边防战士每,个边境城镇,村屯甚至每间民房都是一块永恒的界碑,每个边民家庭都是一扇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窗口……在我国2280公0里长的陆地边境线上,目前只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沿着国境线修通了一条边境公路。这条长达72公5里的沿边三级公路,东起我国海疆和陆疆交汇之处的东兴市,即中越边境1号界碑附近,西止广西与云南接壤的那坡县弄合村,贯通了广西的8个边境县市。这条公路是200年0至2002年广西实施边境建设大会战办的24件实事之一,总投资近6亿元。它和另外一批交通项目(包括乡镇、边贸点、村级…     

布岱人的"(弄下)桥"仪式与"不落夫家"--以中越边境的其逐屯为例

中国壮族和越南岱族是有亲缘关系的跨国民族.布岱(po4 tai2) 是中国壮族和越南岱族众多支系中的一支."(弄下)桥"(loη4 kiu2)是每一个布岱人必须经历的一个重要的人生仪礼,与当地"不落夫家"婚俗有密切的联系."(弄下)桥"是已出嫁的女儿生头胎孩子或怀孕之后正式"落夫家"的仪式,同时,又是男方家庭正式承认和接受这个媳妇的仪式.     

壮乡名邑——靖西

在中越边境、广西西部崇山峻岭中,有一座历史悠久、风光如画的边疆新城,这就是毗邻越南的名邑靖西。靖西,元朝叫归顺州,明朝初年废州,到弘洽九年(1496)又恢复为州,1912年降州为县,即为今之靖西县。     

越南京族、芒族的由来与发展之我见

越南京族、芒族的由来与发展之我见王文光（云南大学档案学系）一、复合多元的京族京族又称为“越南人”或“安南族”，操岱侬语、泰语的民族称之为“交人”，苗族瑶族称之为“交趾人”。①京族人口有近五千万，约占越南总人口的９０％，属蒙古利亚人种南亚类型，使用京语...     

苏毗初探(续)

一、政治状况 (一)以女性为中心的政治统治“俗轻男子……子从母性”的苏毗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政治。王是出女性来担任的,“国代以女为王”,“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女王之下有小女王,“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女王之重要官吏亦系女性,“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     

中越边境上的宋代壮族

壮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是宋代(公元960～1126年)。这个时期正是南下的汉族人与越南人在壮族中心地带接连发生冲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不少壮族人曾奋起抵抗外国人的统治,争取持续自主。壮族祖先至少在新石器早期已经在岭南地区繁衍生息。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很早就移居被中原文化推进的南方。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风格(墓中尸体均呈屈蹲状,与越南墓葬特点吻合)亦表明壮族源于南方,并与越南的“霍宾人”(公元前9000～5600年)和“巴逊人”(公元前8300～5900年)的文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在目前的中越政治气候中,这种可能性会给中国学者带来某些难题,也难于展开讨论。     

边民“国民化”:民国时期边政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者重新界定了边民概念，将其理解为“边疆少数民族”,并从主权、领土和中华民族角度论证了边民的国民身份。在此基础上，他们批判了历史上边民在边疆社会身份体系中所处的“私民”或“奴隶”地位，强调要保障边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主张通过扶持边疆教育来塑造边民的国民意识。这些观点汇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边民国民化”议题，反映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边民观念的转变趋势。其间所形成的丰富成果，在研究视角、历史叙事、议题选择、分析方法等方面对今天的边民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浅谈抗战时期的湘西“边民教育”

<正> 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统治中心内迁重庆,促成了湘西民族地区的特殊地位,从而在湘西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反映在教育上,“边民教育”就是当时出现的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在整个湘西教育史上只有特殊地位。“边民教育”的出现,最早可推“民国23年(1934),桂省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以边教为特种教育的范围,为边民边教的开始”。①次年,即“民国24年(1935)湖南省有发展苗夷文化经济建设计划书,关于边民教育方成12项”。②即湖南国民党政府以政策法令的方式,把“边教”这种形式在湖南确定下来。民国26年(1937)抗战全面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但是,这类逐渐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些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户籍、国籍,从而产生了国家、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三重危机。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成员,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走进这些越南妇女的内心世界,可以感受到她们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无可奈何。加强对这种跨国婚姻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