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的由来 成立书记处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刘少奇1943年1月12日向政治局提议的。他还建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他的这个关于“主席”和“书记”角色的设计，实际上规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然“书记”是“助手”，就处在辅助的地位，就必然要由“主席”在最后作出决定。而显然中央许多人同意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一1919年七八月间,刚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写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     

从“大字本”注释看毛泽东晚年心态

"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晚年毛泽东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健康情况不佳和心境不宁,选读了大批古典辞赋诗词,以寄托自己的感情。     

“不发展”的权力

<正>一个人选择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最有决定权的是当事人自己。前段时间遇到一位贫困地区的干部,抱怨当地山民不开化——他们身无分文,家徒四壁,也不出去打工,每日只是坐在山     

毛泽东的最后一仗

<正>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从“斯大林之忧”到“晁盖之忧”

影响毛泽东晚年行事。也影响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进程的，是毛泽东的“身后之忧”。这“身后之忧”，在前期表现为“斯大林之忧”。晚期则是“晁盖之忧”。二者有一贯处，又有微异处。     

刘少奇被毛泽东的最后召见

《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由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后代亲属的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复杂感情

享有中共党内一支笔盛名的胡乔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文革”后,胡乔木又负责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其中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做了客观的评价。那么,在胡乔木眼里,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笔者根据《胡乔木传》编写整理出一篇文章,以飨读者。初到延安胡乔木1930年秋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抗日运动,被国民党列入缉捕的黑名单。胡乔木被迫于1932年5月回老家盐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此后不久,由于当地党的负责人叛变投敌,胡乔木逃到上海,后转入浙江大学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

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了“一纲四目”的宽大政策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一直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人士、两岸“密使”曹聚仁,并请他吃饭。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独领风骚的“中国模式”

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新书推介：《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新书《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是杨天石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系列之一，作者杨奎松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该书利用国共双方大量翔实的历史档案资料，和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从国民党的角度论述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从“联共”、“反共”到最后“国共”内战的历史事件，深入研究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的“遗传密码”探究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涌现出无数英雄,他们和亿万同胞一道,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缔造了崭新的共和国,在探索创新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铸就了新中国的辉煌。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卓尔不群,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歌可泣。人们在他们的事迹中感受到了巨大鼓舞,同时,     

新中国反腐倡廉的若干“第一”

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党,腐败不除,无以立本。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党性的纯洁化,严防腐败现象的滋生、严惩腐败分子的作乱。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廉洁勤政、克己奉公的,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联系群众,鞠躬尽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真正做到了“朗如日月,清如水镜”,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对于毛泽东,终其一生,我们可以用"紧抓阶级斗争"作为总结。文章整理、归纳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若干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理论等理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策略、内容和特点进行概括和分析,这对我们清晰认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晤谈：重庆谈判——一场眼花缭乱的智战

这是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邀请电，字字企盼之情，火焰般跳动。     

毛泽东那些“普通”的愿望

毛泽东一生中也有一些普通人的愿望，这些愿望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人性光辉。     

毛泽东与王明不一样的地方

正毛泽东曾经对师哲说过这样的话,"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所谓"别人的事",指的是中国之外的苏联的事,真是精辟之至,一针见血。大革命时期,王明的出发点、着眼点是共产国际,这才产生出教条的左倾冒险错误;抗战时期,王明又为苏联着想,唯恐得罪国民党,才产生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毛泽东的出发点,着眼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正     

毛泽东:“防人之心不可无”

1937年初,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就声言,中国共产党"其性质无异土匪,不过阴谋依附外力与国际组织,以谋危害国家而已"!"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停止其阶级斗争",同时"须与第三国     

晚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统一梦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和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毛泽东对艰苦奋斗作风的坚守

正毛泽东一再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他曾经说过:"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个容易做到;有条件讲究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个难以做到,共产党就是要做难以做到的事。"终其一生,他都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以自身的行动给世人和后人昭示了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是如何与普通大众同甘共苦,坚守艰苦奋斗作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