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基于38个城市社区营造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营造是克服社区公共性困境、实现社区治理创新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模式。社区公共空间是促成社区营造取得成功的核心要件,其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自组织、社区集体行动、社区资源禀赋六个因素呈现组合效应,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度的社区营造路径。社会组织是社区营造最有效的行动主体,政府是社区营造主要的推动力量。为实现"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理想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注重社区公共空间培育、加强政府对社会组织赋权增能是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     

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一直以来,腐败的跨文化比较工作在学界有所缺失.在对OECD数据库39个国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清廉国家除了平权加个人主义的市场理性模式之外,还存在法国、日本等容许较大权力差距认同的其他模式.相比之下,三种腐败国家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监管不利.其中常规模式和俄罗斯/韩国模式可分别以日本和法国模式为转型的借鉴目标.制约腐败的中国模式转型之关键,在于“变通”的文化特质并不为任何一种清廉国家模式所具备.     

组态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基于30个省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机制是建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支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前沿领域和重要基础。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对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案例总结与理论探索,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生态基础、生态资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生态技术、生态服务6方面要素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要素之间的联动匹配关系,发现4条提高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率的路径以及3条抑制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路径,并提出因地制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通过生态修复反向拓宽生态资金渠道、重视生态修复和生态产业化运营的独特作用等对策措施。     

社会管理的组织化路径——社区民间组织的“均衡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模式面临转型与重构,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手段。然而,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使社区尚不足以实现其多种内涵,也不能够促进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化和承担城市社会管理的各项功能。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显示了一条社区组织化的新路径,但其各种类型发展的不均衡则造成了社区虚浮的组织化。政府转变观念并予以推动和扶持,有助于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发展,实现社区多层面的组织化,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奠定组织基础。     

社区异质性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的中介效应

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的关系究竟是同质相容还是异质互补,这一问题至今未有明确结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国内122个社区1 571份居民调查问卷数据,探究社区异质性、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凝聚力之间的关联机制,剖析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在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结构异质性、社区环境质量异质性以及社区文化异质性均有助于促进登记类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参与仅与社区环境质量异质性正相关。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有利于提升社区凝聚力,相比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类社区社会组织在提升社区凝聚力方面作用更为突出。     

社区异质性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研究——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的中介效应

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的关系究竟是"同质相容"还是"异质互补",这一问题至今未有明确结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国内122个社区1 571份居民调查问卷数据,探究社区异质性、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凝聚力之间的关联机制,剖析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在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结构异质性、社区环境质量异质性以及社区文化异质性均有助于促进登记类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参与仅与社区环境质量异质性正相关。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有利于提升社区凝聚力,相比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类社区社会组织在提升社区凝聚力方面作用更为突出。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农村“微腐败”发生的诱因及治理对策——基于全国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农村“微腐败”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借助“主体—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中小样本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权力集中程度和法纪意识是影响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关键因子,而权力集中程度高、横向监督制度失灵、法纪意识薄弱和“官本位”思想则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核心组合条件。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多种组合路径中都包含着权力集中程度条件,即村干部腐败是以权力过于集中为基础。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学习、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是强化农村“微腐败”治理的重要路径。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比较分析

科学研究中两种主要的方法分别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本文将试通过比较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区别来帮助人们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便推动科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路径与策略——基于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个案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然而合法性不足是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LL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过程显示,社会组织通过角色归位、意义建构和集体结构化等路径建构自身的合法性,综合运用选择环境、操控环境和创造环境等合法化策略。因此,政府部门应对社会组织进行社区嵌入发展的方向引导和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则应以专业服务为立足点,以创新公共物品生产为关键,通过积极的合法化策略,取得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性和结构性位置。     

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基于中国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

持续30多年各方资源共同涌入的中国城市社区,已成为民众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承载空间。通过2009年至2014年对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等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表明,国家对社区的行政干预随着社区委员会的日渐式微正转向间接和隐性的方式,来自市场的物业公司对社区的经济侵入并未赢得治理权威,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业委会受困于选举难、自治难和维权难等未获得预期的成长。如此之下,社区的社会如何建构?用AMOS对数据库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显示,由二十一个观察变量生成五个互关联的潜变量,其中社区意识和社区参与形成主观系统,社区组织、社区硬件和社区运行生成客观系统,社区主客观系统共通整合才能建构社区社会。受制于外部社会种种局限的社区社会,只有当多方利益主体各司其职,并确保民众在社区有机会习得自组织能力时,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推动建构中国好社会才有可能。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公共性营造与抗逆力赋能：社区自组织提升社区韧性的路径研究——基于B市H社区的案例

社区具有良好的韧性意味着在危机状态下能够开展社区行动以维护社区秩序与稳定,而社区行动在既定物质客观条件下的顺利开展依赖于社区居民具有良好的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社区自组织所发挥的功能对于社区居民行动意愿的提升及行动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上述逻辑,社区自组织以其高度的匹配性和契合性,成为提升社区韧性的有力方式之一。     

社区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解决路径——一种社会企业的观察视角

社区发展作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它需要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合作和共同参与,但是,在现实层面,政府权力、社会力量与市场机制介入社区发展可能导致政府、社会与市场各自角色偏离和合作不畅的困境,这势必会影响社区共同体的良性发展。社区发展的角色困境很难在现有框架内得到解决,因此,必须创新社区发展模式,寻求社区发展新的推动力量。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它运用商业策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刚好可以成为破解社区发展中角色困境的重要路径。但是,社会企业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健康成长缺乏相应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土壤,这就使得社会企业介入社区发展存在着诸多潜在的风险,这不能不引起政府和学界的警惕。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社区自治:繁荣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基于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分析

面对城市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文章回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通过社区自治与社区社会资本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探讨在中国情境下其二者与社区建设深层次的本质关系。根据普特南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观点,社区的自治对于该社区或者社会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影响,实证研究也表明两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启示我们繁荣社区社会资本是推动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选择,真正建立和完善社区自治机制是繁荣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