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绑架罪绝对确定法定刑的适用

绑架罪法定刑的特殊性,需要在解释学上对之予以适度的限缩。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应当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在被绑架人死亡伴有轻微暴力的场合,需要区别死亡结果是否为暴力行为所致来具体判断。绑架手段之外的行为导致行为人死亡的,不能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在故意内容不一致的共同犯罪中,构成其他罪名的共犯行为导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罪过应仅限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只能是非法控制行为人之后的行为。勒索财物是否得逞不影响行为的定性;对绑架杀人未遂的,需要结合故意杀人未遂的司法认定体系性地理解。     

绑架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研究

绑架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是刑法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本身虽然具有绝对、僵化的缺陷,但是作为其前提的罪状却不是绝对确定的,因此,通过对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进行刑法解释可以适应案件事实的变化、实现个案正义.绑架过程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属于结果加重犯,而杀害被绑架人的属于结合犯.     

尊重生命、限制死刑适用初论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适用死刑必须十分慎重。目前世界上虽然有一百多个国家不再执行死刑,但人口在两亿以上的国家都保留了死刑。在我国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十分激烈,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现实条件,但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限制死刑的措施包括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尽可能减少死刑罪名,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主体,并完善相应的替代刑罚体系。     

中国古代死刑中替代刑的运用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存在着替代刑的运用问题。替代刑在死刑中的运用受到每个时代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替代刑，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替代刑的种类与每个时代社会的需求与目的有关，整个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的替代刑在总体上又受制于整个死刑制度的制度设置与目的需求。先秦时期主要是流刑与赎刑；秦汉时期是迁徙与宫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徙流；隋唐时期是加役流、配流；宋朝时期是配隶；元明清时期是充军与发遣等。替代刑的发展体现着中国古代整个死刑制度及刑法制度的变迁。     

刑事起诉替代措施论析

刑事起诉替代措施是指公诉机关对特定的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在案件进行审查起诉的环节,即作终止诉讼的处理,转换为非刑罚性处分措施,而不再进入刑事审判程序提交法庭审理的制度和作法。它体现了刑法谦抑思想,是起诉便宜主义和诉讼经济思想的产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探寻起诉替代措施意义深远。     

中国肉刑的废除过程对死刑废除的启示

肉刑从五帝时代产生,到清朝完全废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肉刑在历史中有其特有的预防犯罪和实现报应的功能。肉刑的产生,实现了肉刑报应和预防犯罪的功能;肉刑的反复过程,是寻找肉刑的替代刑的试错过程;肉刑的废除,是肉刑的功能被社会成本更小的刑罚所取代。从刑罚预防和报应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肉刑产生、反复和废除的过程,这对当前处于困境中的死刑存废问题有所启示。     

浅议死刑制度的存废

死刑是剥夺他人生命的刑罚,死刑的起源可以追述到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民族。1764年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到了死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再次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一直到现在,死刑制度的存废不仅是我国刑法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一直持续关注的问题。     

死刑及其分配的公正之维——兼论存废死刑罪名的若干建议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其立法取向历来受到各国立法者及刑法学家的重视。从公正角度来确定死刑的分配,标准只有一个,即只可分配于所侵害的客体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中最严重的犯罪。以此为标准,本文针对中国现行刑法死刑罪名设置的缺陷,提出若干存废死刑罪名的具体建议。     

论我国死刑适用的立法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由于这种刑罚方法的严厉性、残酷性、执行后的无可挽回性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死刑成为众矢之的。本文通过对我国1979年刑法典对死刑规定的回顾,以及评价1997年刑法典对死刑的限制,提出了若干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建议。     

美国死刑制度探究

美国死刑制度有四大特点：死刑法渊源的多样性;死刑适用范围的差异性;死刑适用情节的对称性;美国死刑案件程序的复杂性。美国死刑制度给我国的启示是：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规定不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建立死刑案件定罪和量刑分离程序;构建死刑的裁量模式;实行死刑案件的强制上诉制度;构建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     

死刑复核程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它的设置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的刑事政策大有助益。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法院对死刑标准掌握不一,形成一国之内法律面前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面。应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院行使,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     

浅析我国注射死刑制度

中国将逐步以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消息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它标志着我国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死刑执行制度正向文明化、人道化迈进。就我国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现状做了说明,分析了我国采取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同时,也就其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争议谈了看法。     

死刑的成本与废除死刑的发展趋势

死刑的成本表现在死刑的程序成本、执行成本、随付成本三个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巳废酴或中止了死刑，我国应该逐步限制、废除死刑。     

立法法与死刑核准授权受权

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授权根据法律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合法而冲突而不合法的过程。但在《立法法》生效以后,直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规定,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接受这种授权,这一授权受权已经没有法律根据,应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论我国刑法的死刑适用条件

我国立法对于死刑适用的限制，早已内化于现行刑法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刑法本身对死刑适用做出的明确的适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应坚持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坚持综合考虑总则分则的规定，正确理解并准确应用这一死刑限制性规定，这是当前限制死刑最务实的做法。     

论民意与死刑实践--一个互动关系的视角

在我国,死刑的立法和司法适用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司法实践中死刑大量适用的现实又在不断强化这种群体意识。在民意与死刑的适用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在民意与具体的死刑判决之间拉开距离,以限制死刑的适用,并进而削弱死刑的民众心理基础。     

死刑的司法限制及我国死刑政策反思

废除死刑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但我国不具备在短期内废除死刑的条件。我国当前死刑政策的基本模式应当是:立法保留、司法限制。     

死刑复核程序完善与辩护权保障机制研究

人类刑事诉讼制度在由纠问式向混合式诉讼的历史演进中,对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确立和完善提出了内在要求。以审判权与控诉权分离为前提,被指控人获得了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辩护权成为一项法定权利得到确认并不断被强化,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在我国,辩护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专属权利,来源于宪法的规定,具有最高权利效力等级,并通过刑事诉讼法将之具体化。然而,具体考察我国的辩护权保障机制的规定,我们发现即使在关涉被告人生命利益的诉讼中亦尚存在重大缺陷。当下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备受关注,而在这一程序的改造中强化辩护权的保障机制,是实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要途径。     

死刑立即执行监督研究

死刑立即执行是我国最严重的刑罚,在刑法体系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但在其刑罚监督中,仍存在监督主体多元、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定位欠准确明了、监督措施单一、缺乏刚性保障等问题。完善这一重要的刑罚监督,应该从规范监督主体、完善死刑交付执行、执行监管、执行变更（中止）、终止执行四个环节的监督内容和措施,以形成监督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