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为什么排斥“哲学”?——以晚清学制改革为中心的考察

在张之洞看来,哲学(西方哲学、佛教)具有否定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作用,所以极力反对哲学。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经学是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根基。哲学在摧毁经学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张之洞作为政治家,从秩序存立根基的角度反对哲学。它反映出张之洞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深刻洞见。     

佛学、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从《成唯识论》哲学联想的几个问题

现代学术范畴中的佛教哲学不能全等于佛学。《成唯识论》是中、印佛教哲学的代表性文本。由此表明《成唯识论》哲学一是普遍意义上的佛教哲学,另一则是中国哲学史范畴下的中国佛教哲学。这两个领域之间也有交叉。迄今为止的汉语佛教研究还缺乏真正的佛教哲学研究,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缺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层危机。     

佛家语与哲学名词

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起过特殊的重要作用。它远渡东来,与中国哲学相交融,推动哲学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从而扩大了中国哲学的范围,丰富了内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为我们的哲学词典,增添了许多的新名词.本文即想就此,剖析一二。 佛教与中国哲学有着无可分割的关系.佛教本身有许多就是哲学问题.因此,相当     

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装饰图案内涵的哲学诠释

以古希腊哲学的基础概念“努斯”和“逻各斯”为框架，解释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的哲学含义，诠释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装饰图案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     

唐代前期中国哲学的贫困

唐代前期的哲学贫困,其主要表现,一是哲学家的贫困;二是哲学家思想的贫困。贫困的原因：一、社会的安定,缺乏震撼人心的社会大问题;二、统治者重视政治,致使政治思想发达而哲学思想平庸;三、经学的统一,使经学走上了僵化的老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四、科举制考试内容的硬性规定,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这就限制和阻碍了哲学思想的深入和发展;五、唐前期中国传统思想对佛学的融合改造尚未完成,佛学理论还未被纳入到中国的传统哲学之中。从佛教哲学而言,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哲学贫困时期。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 ——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对《老子》的“反”与《金刚经》的“破”的思考

佛、道两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这些联系的原因除了历史政治等因素,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老子》与《金刚经》作为道家与佛教的两部重要典籍：对两个哲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为老子的思想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老庄哲学与佛教思维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为文学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能量。     

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的生态诠释与拓展——以虚云和尚思想的生态诠释为例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将佛教生态思想与佛教自身的根本价值追求、基本理念结合起来进行。对虚云和尚思想的生态诠释可以从佛教生态哲学的解脱论、缘起论、觉悟论和实践观四个方面进行。虚云和尚思想中包含的生态环保意蕴既体现了佛教生态思想的一般内涵和特征,同时也吸收融合了传统儒道思想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人文精神,从而为当代佛教生态哲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虚云和尚所承继的禅学思想本身是印度佛教思想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与传统儒道思想交流融合的产物,与此相应,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同样应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吸收融合西方生态文化思潮中的合理内容,拓展自身的理论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佛教生态哲学思想体系。     

浅析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正>佛教的戒、定、慧三学中的慧学,广泛涉及到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内容。佛教的根本宗旨是企图超越现实社会生活秩序而求得身心的解脱。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佛教学者始终在寻求人生乃至宇宙万象的“真实”,使佛教哲学成为一种极为精致、巧妙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其它宗教不同,佛教哲学具有很强的思辩性,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佛教哲学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流派繁多,而且在其传播过程中对各国的影响也不同。仅以中国的佛教哲学思想而论,它对中国哲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方东美论儒释道会通

在方东美比较哲学研究中,儒释道之比较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印度哲学相比而显现的独特价值。为此,方东美在进行儒释道之比较时,以分析儒释道各自的思想个性为手段,以揭示儒释道思想上的会通为直接目的。方东美以为儒释道三教思想上的会通处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最高处。这个最高处在儒释道那里具体展开为三论,即:旁通统贯论、道论、个人品格崇高论。     

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学术特色

出佛入儒、出道入儒、由"治国"转向"治心"为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三个基本特色.他出佛入儒的思想轨迹,在<爱莲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出道入儒的思想轨迹,在<太极图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突破了经学家讲儒学的政治哲学话语,讲出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孔颜之乐"为价值目标.     

论石介思想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石介是北宋初期著名的“三先生”之一 ,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适应宋初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 ,大力倡导儒学复兴。他对儒学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其贡献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和腐朽的文风 ,从而为新的思想的产生扫清障碍 ;二是大肆提倡儒学的道统说 ,以此来与佛道的法统说相对抗 ,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的思想已展示出理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我们应该给理学以公正的评价     

论老庄和佛教的最高范畴及其哲学意义

老庄与佛教之所以能＂联姻＂,决定于他们有着相近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又取决于构成这一思想文化的最高范畴的性质。老庄与佛教都将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视为是一个超越一切有限、对待、差别、相对的无限性、无规定性、本然性的本自圆满的存在。厘清佛教在不同概念框架中的＂空＂旨,是我们研究佛教哲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老庄与佛教共同运用了他们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竭力主张要破除和超越万物的相待分别的状态,并在这一超越中实现他们共同的＂大肯定＂,从而亦形成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即＂破假显真＂。     

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论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供给侧支撑

以消费供给来促进消费需求的上扬有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仅从需求侧探求消费需求的增长无法对现实问题给出全面解释,秉承需求侧与供给侧对接的理念才能共同拉动经济进步,从根本上推动消费需求的上涨。中国目前的消费供给面临着有效供给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高质量供给不足、高端消费供给不足、个性化消费供给不足三个方面。要提振中国消费需求,需要重视供给侧的重要作用,从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消费层次、增加个性化供给等方面进行努力。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明清老学的主要特点与成就

明清老学内容丰富,在思想上也仍然具有创造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通过梳理《老子》的注解,结合儒道释思想在老学中的融合与老学的民间化进程,对明清时期老学的主要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对老子思想政治功能的阐述达到了新的高度,主张藏富于民,提出如何限制君主权力的问题,同时以儒家的经世思想改造道家的贵身理念,继承了“天下为公”的儒家传统,同时有限度地肯定了私的价值和合理性,由此发展出具有一定政治启蒙色彩的公私观。研究还认为,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明清学者在老学中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比附,而是注意揭示儒、道、释之间能够互通合一的深层原因,有的以气沟通三教之道,认为儒、道、释各家的修养方法虽然不同,但追求的理想境界却异曲同工;有的从老子“正言若反”的否定思维方式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老子并不是要绝弃儒家的仁义礼智,理解老子的思想,一定要注意其“立言之大意”,或正言若反,或反言若正,而老子的主要思想是以修身治国为主,抓住了这一主旨及老子的立言特点,便知“孔老之合一,儒道之同源”。研究表明,随着明清道教发展的下移,其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日益紧密,与此相关,明清道教老学中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这正是道教影响中国社会、文化、信仰的独特方式和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