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效应评价事关政府宏观经济干预的效率和精准性,并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职能界定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层面探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并考虑信息不对称如何加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两者之间的激励效应差异明显,且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对于不同产业、不同政策目标的激励效应也具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研究文献中提出的"有正向激励效应与无激励效应"的理论争议。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宏观财政政策效果,必须实施定向调控,提高政策精准性。就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来说,要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应确保政策的差异化:在激励特定领域或特定产业时,应根据该领域或产业的特殊性出台相应的政策;针对不同领域或产业,应明确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不同的激励目标,并从反映激励效应的财务数据着手,明确具体的激励目标,如提高盈利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扩大企业投资、解决企业融资难等等。     

政府补贴下考虑利他偏好的可追溯农产品供应链定价策略

考虑由电商平台和供应商组成的二级可追溯农产品供应链,通过构建电商平台无/有利他偏好的定价决策模型,研究可追溯农产品供应链的定价决策问题。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析政府补贴、电商平台利他偏好和消费者溯源偏好对可追溯农产品供应链成员及系统整体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商平台的利他偏好有助于提高农产品供应链可追溯能力、改善系统整体绩效;消费者溯源偏好有助于提高农产品零售价格,但对电商平台利润的影响还与利他偏好程度有关;电商平台的定价策略不仅取决于自身利他偏好,还受到政府补贴和消费者溯源偏好的共同影响;较之作为渠道跟随者的供应商,主导电商平台利润未必总是更高。     

产业政策工具、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在推动实施产业政策时通常采用三种政策工具：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银行优惠信贷支持。本文研究受惠于产业政策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及其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上述三种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本文以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受惠于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其投资效率显著下降。同时，产业政策一方面完全通过增加企业的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则部分通过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第二，企业投资效率的下降显著地增大其股价崩盘风险，且相对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较少的企业，因产业政策支持而获得较多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企业，其投资效率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第三，相较信贷支持最高组和最低组的企业，信贷支持居中组的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最为显著。本文首次从产业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分别揭示了产业政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在其中的作用，为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以及评价和提高产业政策工具的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建设项目绿色创新努力及利他偏好诱导

建设项目绿色创新有赖于相关参与方的协同努力,利他偏好对合作参与方的自身努力与合作努力行为决策存在影响,通过建立项目绿色创新中主导方与成员方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分散—分散"与"集中—集中"两种决策结构情境下考虑利他偏好影响的绿色创新努力行为决策,得到以下结论：（1）在大多数情形下,利他偏好会对建设项目参与方努力行为产生正面作用,但具体影响程度与影响方向受所处的决策结构情境以及参与方间的利他偏好差异影响;（2）收益分配等因素影响参与方的两类努力行为决策,但是参与方间的利他偏好差异变化会改变收益分配对努力行为的影响方向,即利他偏好通过收益分配间接影响参与方努力决策;（3）收益的公平分配、适度的努力成本以及社会声誉激励可对利他行为形成诱导。由此,在利他偏好之于努力行为决策影响的研究中考虑情境及相关因素的影响,将使得结论更贴近现实。     

基于利他偏好的学习模型及其实验研究

利他行为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同时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因此建立基于利他偏好的学习博弈模型更加符合企业的需要,然而目前尚未见此研究.考虑了利他偏好之后,用效用函数取代直接收益,建立了改进的EWA学习模型,确定各参数的取值方法,给出了初始魅力值计算公式.设计了二级供应链情景下的实验,通过实验获得了数据.采用Matlab软件统计分析后发现:与基本EWA模型相比,考虑了利他偏好之后,实验者的策略选择更快地收敛,说明考虑利他偏好后EWA学习模型的学习效果更好.另外,社会距离越小,实验者的策略选择也越快地收敛,说明社会距离对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企业应该注重培养战略伙伴关系,降低社会距离,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     

政府动态奖惩机制下绿色建筑供给侧演化博弈研究

从绿色建筑供给侧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效用函数、开发商利润函数和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建筑绿色度、成本等因素对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影响以及政府动态奖惩政策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偏好支付系数和建筑绿色度的增大有利于绿色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提高，但高成本却使需求和利润降低；政府采用静态补贴与静态税收政策时，博弈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采用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静态补贴与动态税收、动态补贴与动态税收三种政策组合时，系统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的政策组合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方面优于其他政策；开发商开发绿色建筑的概率与补贴上限值呈负相关，与税收上限值呈正相关。     

双重依赖下分包商利他偏好真的有利于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吗?

新型举国体制下委托企业联合攻关是公共产品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传统的研究往往忽视分包商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存在偏差。故本文在考虑外部事件共同冲击引起的随机依赖的基础上，将分包商之间的合作与帮助所表征的技术依赖也考虑在内，并结合分包商的贡献大小，构建了双重依赖下考虑利他偏好的双代理人模型，探究分包商利他偏好对公共部门最优合同类型与期望收益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双重依赖时利他偏好对最优合同的影响，双重依赖中随机依赖决定纯自利偏好情形下间接激励系数的正负，且分包商利他偏好强度与随机依赖强度越强，公共部门越应该选择相对绩效合同；其次，双重依赖时利他偏好对期望收益的影响，双方利他偏好强度相等时公共部门期望收益不受利他偏好的影响；低贡献者的利他偏好强度越强，对公共部门期望收益的提升越有利，反之则不然；当双方贡献大小相等时，公共部门期望收益随着双方利他偏好强度差异的扩大而提升。总之，公共部门并不总是从双方利他偏好中获益。     

四川省残疾人集中就业模式的问题及对策

四川省残疾人集中就业主要实现载体——福利企业面临困境:大量倒闭,发展困难,员工下岗;残疾人界定标准不科学导致企业倾向雇佣只与国家税收优惠挂钩的"四残"人员;企业虚假安置残疾人骗取税收优惠;残疾人就业的其他载体不成熟。本文立足四川省实际,分析残疾人集中就业模式的问题,从残疾人自身、政府、企业等提出建议。     

研发投资、政策激励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北大核心

研发投资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而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的研发投资.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类政策激励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研发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2)税收优惠在研发投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3)基于异质性考虑,从高质量发展战略前后、区域和研发强度三个视角进行分类研究发现,研发投资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前后均显著,而研发投资对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仅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后显著.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税收优惠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高研发强度企业和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显著.财政补贴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显著.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提高研发效率、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建议.     

地区风险偏好与企业并购行为——基于彩票销售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以2010—2019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区风险偏好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风险偏好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风险偏好越高的地区,企业选择并购作为成长方式的概率越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工具变量以及双重差分模型(DID)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异地并购,所从事的并购项目风险更高;与风险偏好较低地区的企业相比,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最后,从影响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角度进行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风险偏好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正式制度建设较差地区的企业。本文揭示并提供了地区风险偏好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作用,同时丰富了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     

公平偏好视角下的专利联盟企业创新行为演化研究

专利联盟的专利交叉许可机制使专利具有了公共品属性,在无有效机制引导下,部分企业搭便车行为必然会影响其他成员持续研发的积极性,不利于联盟稳定发展。本文在公平偏好视角下,构建了专利联盟企业公共品博弈模型,通过利用费米规则在MATLAB上模拟专利联盟企业创新行为演化过程,分析了联盟企业创新行为内在动机,并进一步引入惩罚机制,探究其对联盟企业创新行为演化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嫉妒参数与羞愧参数之比低于某一阈值时,整个联盟才能呈现出稳定的高研发水平。在利己倾向的公平偏好情景下,在公共品回报乘数越高,却越会刺激搭便车;而在利他倾向的公平偏好情景下,当专利公共品回报乘数增加并超过阈值时,会促使整个联盟企业努力研发,此时许可收益增加也更有利于提高企业努力研发积极性,而且当存在联合惩罚机制时,惩罚也更有效果,但惩罚系数与惩罚成本之比必须大于某一阈值,才能抑制企业搭便车行为。最后提出了在专利联盟管理实践中促进企业积极创新的建议。     

当代企业内部产生的决策倾向分化——高级管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博弈

正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条件下,企业高管与股东之间存在不同决策偏好,衍生出了两者之间的潜在博弈。同时,在当代企业中,会计信息深深影响着现在或潜在的投资人、贷款人对企业做出的投资和信贷,又为企业决策提供着可观、有用的数据和资料,其实际需求又反映着企业高管与股东对企业状态的不同期望,促成了高管与股东的另一种潜在博弈。两种博弈均衍生于由特殊地位决定的高管与股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决策倾向分化。     

船公司“利他偏好”与航运供应链上的纵向合作

在大幅波动的世界航运市场上，营销投入和需求波动是航运供应链上船公司与船代公司共同面对的双重成本压力。从而也给船公司以保证市场份额和竞争力为目的，而对船代公司采取“利他”行为提供了可能环境。本文构建了船公司与船代公司组成的风险厌恶型航运供应链，运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船公司的“利他偏好”行为对航运市场各方决策行为以及航运供应链纵向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1）船公司的“利他偏好”会激励船代公司加大营销投入、拓展市场需求，从而提高航运供应链整体收益和竞争力；（2）虽然效果不及“纵向联盟”，但船公司的“利他偏好”可以加强航运供应链的纵向合作；（3）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可以实现风险厌恶型航运供应链的契约协调，提高航运供应链整体利润和稳定性；（4）船公司的“利他偏好”可以提高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决策的柔性，更有利于强化航运供应链上纵向合作的稳定性。     

政府偏袒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撤县设区"行政管理改革弱化了县域政府的经济事务激励,进而减少了辖区企业能够获得的政策扶持,因此这一改革能够有效地被用于识别政府偏袒政策的变动。基于这一外生的准自然实验,我们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持续经营的县市企业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偏袒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策偏袒减弱之后,辖区内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相对于其他县市企业显著变得更严重;(2)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成立;(3)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导致县域政府财政经济性支出激励显著弱化,进而降低了辖区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收益,最终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交易费用视角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分析

近年来,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成为了常见的政策工具。本文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对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这两项政策进行边际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会从两大方面增加交易费用,而税收减免所增加的交易费用则相对较少,其根本原因是财政补贴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的竞争准则,而税收减免则需要企业的产品先经过市场的检验,两种政策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本文还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该理论进行验证,提出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选择应由财政补贴转向行业性的税收减免。     

基于政府俘获视角的食品质量规制博弈分析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规制存在巨大问题,本文在企业与政府质量博弈视角下引入考虑政府俘获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分析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对食品质量的影响。     

O2O模式下考虑消费者参考效应和成员互惠利他的产品——服务供应链微分博弈

成员的互惠利他行为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行为因素,消费者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参考效应也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行为因素,本文将三者纳入到一个制造商和一个O2O销售模式的零售商构成的产品-服务供应链中,同时考虑运作模式的内在动态性,构建了制造商和零售商间的微分博弈模型。借助贝尔曼连续型动态规划理论,分析了分散、集中、互惠利他三种决策模式下的制造商质量水平策略、零售商服务水平策略以及供应链系统绩效,并对其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相比于分散决策模式,互惠利他行为有助于成员制定更高的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品牌商誉,获得更大效用。数值算例验证了所得结论,并进行了消费者质量和服务水平参考效应、渠道偏好以及成员互惠利他行为对供应链绩效影响的敏感性分析。算例结果表明:1)消费者的参考效应使消费者产生“锚定心理”,导致制造商降低质量水平,零售商降低服务水平,也损害了产品-服务供应链的绩效。消费者的渠道偏好对供应链成员策略和绩效有着重要影响;2)零售商应鼓励消费者进行线上购买产品,并以线下渠道的服务作为销售辅助措施,满足消费者的体验效用;3)成员的互惠利他行为作为一种正向社会偏好能够对分散决策模型下的供应链绩效进行帕累托改进,并且会获得额外的社会福利;4)当且仅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具有纯利他行为偏好,即具有最低回报程度和最高利他程度时,供应链的总利润能够达到集中决策情形。     

互惠性偏好视角下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产业化发展研究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项目的产业化发展是各国政府加快实现未来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其发展需要政府引导下能源企业、金融机构等多部门的通力合作。互惠性偏好作为影响合作的一种非理性情绪,使决策者在做出选择时不仅会考虑自身收益,还会考虑利他程度以及对方回报。因此,本文将互惠性偏好引入包含发电商、CCUS运营商和银行的演化博弈模型中,探究CCUS项目产业化发展的非理性影响因素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从推动CCUS项目产业化发展的作用效果来看：(1)当发电商和CCUS运营商均理性时,CCUS运营商投资CO₂运输、封存技术的意愿较低,CCUS项目产业化发展无法实现;(2)当仅发电商具有互惠性偏好时,存在一个合理的互惠性偏好范围,使CCUS项目产业化发展能达到帕累托均衡状态,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3)当仅CCUS运营商具有互惠性偏好时,也有利于推动CCUS项目产业化发展,但相较于发电商的互惠性偏好,作用效果较弱;(4)当双方均存在互惠性偏好时,发电商的中低互惠性偏好+CCUS运营商的高互惠性偏好是作用效果最好的一种情形。最后基于以上结论,给出促进CCUS项目产业化...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基于政府补贴的制造企业生产战略决策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政府环境规制是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针对制造企业再制造生产战略实施动力不足的现实国情,设计政府直接补贴制造企业与直接补贴消费者两种不同的激励契约。考虑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偏好程度,基于两种不同补贴方式分别建立政府与制造企业博弈的双层规划模型。比较分析两种补贴方式下政府补贴力度分别对制造企业实施再制造生产战略的影响,讨论各参数变化对制造企业决策和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加大对制造企业的补贴力度,将降低再制造产品市场价格,加大对消费者补贴力度,将提高再制造产品市场价格;政府两种不同的补贴激励机制均增加再制造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制造企业收益。研究结论对再制造产业发展初期政府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制造企业的运营决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