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以政策执行过程为框架

精准扶贫战略是应对当前区域性贫困的系统工程。按照政策执行过程理论,作为政策执行的精准扶贫在政策价值定位、政策执行权能配置、政策目标群体靶向以及支持性配套环境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偏差或不精准。为有效推进精准扶贫,相应地以赋权容错、标准识别来瞄准有效扶贫的政策靶向;从扶贫政策的"精准"出台与落地、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互促共生的维度做好执行资源再配置及其增效;以"精准"宣讲的脱贫共识和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来调整目标群体脱贫行为范式;秉持科学脱贫考核观和对接乡村振兴的持续观以完善"精准"减贫的政策支持环境。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

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发现,妇女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妇女较男子更为贫困,其所面对的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文章以贵州省扶贫实践为基础,探索其扶贫过程中对女性需求、妇女发展的关注。研究发现：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纳入了助推妇女脱贫的内容,精确瞄准、精准助力、多途径助推贫困妇女脱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妇女反贫困仍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妇女反贫困要真正进入政府扶贫政策决策主流,普惠贫困妇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推进妇女反贫困,应把性别平等纳入扶贫政策系统;实现精准扶贫,应把妇女列为关键目标,反贫困政策应把妇女作为关键因素。     

精准识别政策的僵化执行及偏差分析

精准识别执行偏差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基于山西吕梁的个案研究,发现农村执行者虽然严格执行上级的精准识别政策,但存在执行结果与地方实际发生偏差的问题,这一现象使人们认为精准扶贫不精准不公平。执行偏差产生的原因有三：（1）中央政策的贯彻过程实际是政策精细化的过程,精细化的政策可操作性强但相对教条;（2）基层执行者往往选择性忽视一些不可量化、不易操作、不影响考核的弹性指标,而其中一些正是政策的内核与精髓,如动态化管理和群众公认原则;（3）具体执行者在需要做出灵活调整时往往“一刀切”地僵化执行政策。如何保障政策的无偏差执行,又符合各地实际情况,是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目前,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时期,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的新路径和重要举措。介绍我国扶贫开发历程和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相关理论,探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基于此,分析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包括:资金短缺、识别对象偏差、扶贫难度大、贫困人口参与意识薄弱、旅游产品缺乏创新等。最后,提出吸收多元主体参与帮扶、调查摸底,精准识别、移民搬迁、技能培训、延长产业链、打造创意旅游等破解路径。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精准扶贫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精准扶贫政策工具作为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政策预期目标的有效途径,在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梳理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政策工具应用情况,为转承的乡村振兴研究提供支撑。基于2015—2019年111份精准扶贫国家政策文件,构建X政策工具维度、Y扶贫领域维度、Z扶贫价值链维度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行政策文本分析。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完成,呈现立体网状结构;政策工具运用重心向能力建设型工具转移,但命令型工具仍使用过溢,自愿性工具严重不足;在扶贫各领域方面,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结构分布不均,社会保障领域响应最多;脱贫致富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公平正义则是根本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在精准扶贫乃至转承的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和政策工具应用上的对策和建议。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

深入理解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强化交通扶贫的成功模式是防止脱贫地区规模性返贫的关键环节.以交通扶贫政策文本为对象,对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及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有效反馈、校正交通扶贫的理论研究体系,为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经验借鉴.研究发现: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区域由老少边穷地区向贫困人口地区全覆盖,扶贫对象更精准、措施更丰富、成效更显著;交通扶贫政策向精细化、专门化、体系化发展;三种类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的交通扶贫政策工具选择呈现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交通扶贫的实践路径在于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交通运输水平、强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交通+"特色扶贫是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的有益实践经验.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种新的精准扶贫工具

作为一种以实现社会成果为前提的新型合同，社会影响力债券能够吸引私人投资和社会参与，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在引介社会影响力债券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影响力债券与精准扶贫之间在社会需求、资金投入和政府支持方面存在的契合性，从公私合作和央地合作角度分析了精准扶贫运用社会影响力债券工具的4种模式，并结合国内首单扶贫社会影响力债券案例，分析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社会影响力债券应该注意的问题。     

精准扶贫: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全国人民在2020年一道迈入小康社会,我国在扶贫领域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及措施.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方面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应从优化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整合扶贫资源形成扶贫主体多元化格局,通过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的有机结合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的成效精准,完善扶贫绩效监测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路径,以确保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成效.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     

西北地区易地移民搬迁扶贫——既有成效、现实难点与路径选择

易地移民搬迁作为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五个一批”工程之一,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西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庞大的贫困人口使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之路漫长而曲折,数量大而任务艰巨。通过总结西北地区近年来易地移民搬迁取得的成效,再从精准识别、区位环境、扶志扶智、资金整合使用、扶贫机制创新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难点,提出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创新产业扶贫模式、优化项目供给等相应路径选择及建议。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区块链在精准扶贫脱贫中应用研究

精准扶贫到了脱贫攻坚决胜阶段,在分析了现阶段精准扶贫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区块链的技术特点来研究区块链与精准扶贫脱贫融合应用的可行性,通过精准扶贫和区块链的适应性特点,设计构建了基础层、业务层和治理层,进行了创新性融合区块链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综合平台体系。同时对区块链与脱贫后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深度融合发展趋势和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接融合应用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