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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个绿色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终端消费者绿色偏好意识,探究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及政府对制造商实施补贴对供应链运作的影响。首先,以无政府补贴为基准情形,探讨了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与否对绿色供应链运作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产品绿色度和绩效价格比,并能增加市场需求和改善零售商的经济收益,但是会导致更高的零售价格并损害制造商的经济收益。随后,在政府补贴情形下,本文考虑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探究了绿色度补贴和绿色研发创新成本补贴两种补贴机制对绿色供应链运作的影响,发现满足一定条件时,合理的政府财政补贴有利于激励制造商进一步提升产品绿色度,并改善各成员的经济收益,且零售商的经济收益会随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水平和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增大,出现“搭便车”行为。最后,基于相同的财政补贴支出,本文对比两种补贴机制的优劣,发现绿色研发创新成本补贴在提高产品绿色度、增加市场需求和提高绩效价格比方面更加出色,但是会导致更高的零售价格。算例研究发现,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政府补贴均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在相同的财政补贴支出下,消费者绿色偏好意识及政府补贴力度的提高均会增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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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可持续供应链的发展,政府通常会根据企业的绿色研发成本尝试采用不同的补贴形式,制造商也会根据政府的补贴形式设计不同的渠道结构来销售产品。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府为领导者,制造商和零售商为跟随者组成的供应链博弈模型。根据制造商绿色生产技术,政府提供其研发成本补贴或单位生产补贴,研究了制造商采取不同销售渠道结构下的政府补贴、制造商产品绿色度水平和直销渠道价格,及各个成员的利润或绩效。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形式与制造商的绿色技术投入及渠道结构选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从制造商角度看,当政府向制造商提供研发成本补贴时,若制造商降低其绿色研发成本,则制造商采用双渠道结构模式能减少政府支出,并且是对制造商、零售商和政府都更优的策略。而当政府向制造商提供单位生产补贴时,制造商则需综合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价格弹性和绿色技术开发成本率等因素选择不同的渠道结构。此外,从政府绩效角度看,当绿色技术开发成本或环境改善的边际收益较低时,采用单位生产补贴将更利于政府和环保产品生产的政策,同时更有利于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益;否则,政府应采用研发成本补贴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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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研发机构合作过程中,一方是否计划与另一方持续合作会影响其当次合作的努力水平,以及双方的合作收益。本文从动态博弈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企业和研发机构之间的合作策略模型,分析了双方不同合作计划下的策略选择与企业对研发机构的激励力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双方在不同激励力度下的收益趋势和策略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双方均考虑下次继续合作有利于双方收益的提升;企业对研发机构的激励力度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双方均愿意考虑下次继续合作;企业对研发机构的成本补贴力度影响双方持续合作的最优激励力度,当成本补贴力度减小时,最优激励力度增大;当成本补贴力度增大时,最优激励力度减小。 相似文献
4.
鉴于专利授权对解决制造商与再制造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作用,构建专利授权模式下原产品制造商和第三方再制造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制造商绿色创新决策与再制造商再制造决策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表明,系统演化的均衡结果受再制造专利许可费的影响,当专利许可费满足不同的边界条件时,系统将演化至不同的稳定均衡策略。但是在单纯的授权模式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构成的动态系统并不能演化至(绿色创新,再制造)的最佳均衡结果,因此需要政府层面的外部干预进行引导。从研究结果来看,存在可行的政府补贴机制,能够促使系统实现制造商进行绿色创新,再制造商积极开展再制造业务的最佳稳定均衡。 相似文献
5.
针对目前流域氮污染问题的加剧,本文以在流域排污权交易机制下的有限理性地方政府和企业为博弈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了在静态和动态补贴政策下地方政府的监管策略和企业的氮减排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分析了各参数对动态补贴政策下均衡点的影响,最后进行了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静态补贴机制下,系统存在四种演化稳定策略和一种状态下的周期性波动;其中企业的减排策略选择主要根据氮减排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政府是否监管主要取决于社会舆论成本与监督成本、补贴费用等因素的比较。当地方政府实施动态补贴机制,博弈双方的演化轨迹线将收敛于唯一的混合策略均衡点。 相似文献
6.
从绿色建筑供给侧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效用函数、开发商利润函数和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建筑绿色度、成本等因素对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影响以及政府动态奖惩政策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偏好支付系数和建筑绿色度的增大有利于绿色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提高,但高成本却使需求和利润降低;政府采用静态补贴与静态税收政策时,博弈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采用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静态补贴与动态税收、动态补贴与动态税收三种政策组合时,系统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的政策组合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方面优于其他政策;开发商开发绿色建筑的概率与补贴上限值呈负相关,与税收上限值呈正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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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演化博弈的供应链协同产品开发合作机制研究 总被引:7,自引:2,他引:5
针对由制造商与供应商构成的两层供应链系统,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和方法,研究在长期的协同产品开发过程中,有限理性的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机制。首先,对合作的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机制进行了分析;然后,对监督和惩罚机制进行了探讨。理论研究、数值模拟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双方进行协同产品开发合作的概率与合作超额收益和单独研发的收益正相关、与研发总费用和背叛收益负相关;存在一个最优的超额收益分配比例,使得制造商和供应商合作的可能性最大化;合作双方支付的成本与双方合作超额收益的分配正相关;在监督条件下,合理的惩罚将有利于减少背叛行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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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成为硬通货,部分企业出现哄抬物价、制售假货等乱象行为增加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实施难度。为了探讨医疗防护用品市场监管动态机制,文章在地方政府—防护用品企业—消费者三方静态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依次引入动态惩罚、动态惩罚—补贴方案,通过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了不同机制下各演化均衡解的稳定情况,并基于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定理验证了演化稳定均衡点。研究表明:完全静态机制下,三个博弈主体的博弈过程无法趋向稳定均衡状态。引入动态惩罚、补贴等手段能够较好抑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波动,使得防护用具企业诚信经营成为较优选择。同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非线性动态惩罚—补贴机制,在该机制下激励效果最佳。本研究为疫情形势下地方政府设计合理规范医疗防护用品市场方案提供一定思路。 相似文献
9.
基于行为人有限理性具有动机公平偏好的假设,论文定义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为委托代理关系,构建了企业和政府在不同引资政策下的博弈模型,探讨了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的演化博弈过程及其均衡点,分析了博弈双方最佳决策以及合作共赢机制。研究表明:东道国政府给予跨国企业的收入分配比越高,跨国企业越努力工作,其最优努力程度还与规制系数、风险规避程度、规模和优惠产出系数相关;东道国政府给予的收入分配比受风险规避度、产出方差和规避系数的影响;在激励与规制相结合的引资政策下,基于动机公平的博弈双方能达到演化稳定点,实现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合作共赢。本文将演化博弈和合作共赢纳入分析框架中进行动态分析,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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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研发问题,本文以单个研究机构(大学、科研院所)和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微分博弈模型,运用HJB方程分别分析了三种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博弈情形下研究机构和企业各自的最优研发努力程度、最优研发收益、双方最优研发总收益以及企业对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补贴。通过对三种博弈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1)研发投入补贴作为一种激励策略,可促进研究机构研发努力程度、研究机构与企业各自研发收益以及双方研发总收益的提升;(2)协同合作博弈情形下研究机构与企业各自研发努力程度、各自研发收益和双方研发总收益均优于非合作情形。为协调研究机构与企业的产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行为,通过讨论收益分配系数α的取值范围进而分析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研发的收益协调机制。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理论推导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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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制造商自主研发减排与外包减排任务两种情形,研究政府分别依据减排研发和单位产品减排量进行补贴下供应链的最优决策问题。从供应链制造商的角度,对给定政府补贴方式下,制造商的两种减排决策进行了对比,同时从政府的角度,在制造商特定的减排情形下,两种政府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进行比较。进一步,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两种补贴方式下补贴系数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政府采取依据减排研发的补贴方式进行补贴时,自主研发减排情形下制造商利润大于外包减排任务情形的利润;当政府采取依据单位产品减排量的补贴方式时,相比外包减排任务,制造商选择自主研发减排均能得到更多的减排量和利润。当制造商自主研发减排时,政府依据减排研发补贴方式比单位产品减排量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更好,但利润较低;当制造商外包减排任务时,两种政府补贴方式的减排效果和利润均相等。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以上结果,同时表明补贴系数对减排效果和利润具有显著影响。以上结论为政府制定合理的补贴方式及企业减排策略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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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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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式创新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探索企业、消费者、政府等多主体的演化博弈规律,对于推动以新冠疫苗研发为典型代表的责任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冠疫苗研发为例,构建了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三方在实施责任式创新行为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MATLAB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责任式创新过程中,三方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企业实施责任式创新、公众参与责任式创新,但政府弱干预(消极提倡)责任式创新;企业的收益和成本、政府补贴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演化结果,而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小;利益相关者的初始状态对三方演化收敛速度有显著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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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共性技术研发模式划分为市场机制模式、学研参与模式与政府参与模式,借鉴Stackelberg主从博弈思想,构建共性技术供给企业A、商业开发企业B及政府间的博弈模型,对三种研发模式下研发企业各自的最优研发努力水平、最优研发预期收益及政府最优补贴、政策引导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表明:除政府参与模式严格优于学研参与模式之外,共性技术研发模式选择需厘清各研发模式占优的关键因素及影响机理;三种研发模式下政府、企业A、企业B预期收益及研发企业A、B的努力水平受到共性和个性因素的影响,共性技术研发协同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政府应通过补贴和政策引导支持共性技术研发,就政府补贴分配比例而言,技术弹性较大时政府应分配给企业A较大补贴比例,利润分享系数较大时政府应分配给企业B较大的补贴比例。最后,从研发模式选择、促进研发主体参与及政府精准施策等方面提出促进共性技术研发的政策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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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是提高供应链整体协调的两大工具。基于绿色消费市场背景,本文引入绿色研发补贴政策,研究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对供应链的影响。研究表明,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在绿色研发补贴政策下,成本分担契约的签订并不会带来产业链整体利润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而收益共享契约则可以实现产业链利润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的目的。进一步,当契约由供应链中企业通过谈判决定时,上述结果依然成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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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和整体质量的补贴政策为背景,建立包括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内的动态博弈模型,将产业数量目标、高质量发展目标及补贴预算约束等政策特征纳入模型,对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以及差异化单位补贴政策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发现:在确保政府补贴绩效为正的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单位补贴可增加新能源汽车的 市场需求量,并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水平;叠加的销售奖励不仅可改善单位补贴的市场结果,还可提高政府补贴绩效.考虑汽车质量的差异化单位补贴在不降低市场需求总量的同时,可减少低质量车的需求量并增加高质量车的需求量.单位补贴的最优值主要由政府设定的数量目标和制造商单位成本决定,数量目标和单位成本越高,则单位补贴越高,但政府补贴绩效越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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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主体关系分析、演化博弈理论、情景模拟仿真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公众和企业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情景模式和不同执行力度下的政策模拟仿真,综合探究政府、公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系统演化轨迹。研究发现:(1)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其成本收益密切相关,但有效的公众参与为企业在成本小于收益情况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即公众参与是企业改变短视行为、进行前瞻性创新的关键因素;(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下,政府和公众的稳态条件与单独考虑政府和单独考虑公众的稳态条件相同;但企业的稳态条件则需考虑公众举报对企业声誉带来的影响,其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3)情景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环保宣传、技术创新激励、环境管制、公众关注、公众举报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速度不断加快,即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总结而言,在政府行为外生引导的基础上,应着重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调节效应,从而以企业利润为抓手引导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入内生演化路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