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控制、企业目标与家族企业融资决策——来自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不同的控制权偏好与多元化企业目标间的关系及其对家族企业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是实现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家族目标)的基础,对实现以企业增长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增长目标)无显著的影响;家族控制对家族企业利润积累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对银行贷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权融资却呈现显著的"U型"和负向影响;家族目标对亲友间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增长目标对股权融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家族企业融资模式形成及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改革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家文化”的视角看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在“家文化”及其泛化背景影响下,我国家族企业打上了浓厚的家文化的烙印。本文试图通过对“家文化”其本质特征分析,着重探讨“家文化”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寻求在“家文化”的影响下构建中国家族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以实现传统家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结合。     

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基于分家的多案例研究

分家经常会导致家族企业被分拆或败落,这使得人们对其存在一定成见,认为分家对于家族企业发展总是负面的。对我国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企业分家案例的分析表明,家族企业"分家"并不必然导致企业衰亡,尤其在战略创业导向之下,可能通过分家相互构建起战略性的产业联系和竞争合作关系,从而使得家族企业演变成企业家族。从裂变创业视角,更有助于揭示分家对家族企业创业和持续成长的正面价值。     

中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与治理结构演进

以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为基础,分析了两种不同周期模式下企业的发展路径,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首先在对企业资源、市场及人力需求进行各方面的分析后,总结出符合一般特性的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演进过程,对于中国现有家族企业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此外,针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的差异,强调必须结合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判断,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延长企业寿命,使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家族成员组合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成员内部的组合是家族治理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家族成员组合模式将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假定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动机、趋同性与行动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利动机、目标与偏好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将家族成员的组合模式分为核心家庭成员主导型、远亲家族成员主导型、复合家族成员主导型,并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家族持股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家族成员组合模式的功效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不同家族成员组合内部,其冲突与代理问题是存在差异的,核心家庭成员内部的冲突与代理问题最低,这种组合能够创造最优的治理效率;远亲家族成员内部与复合家族成员内部存在显著的矛盾与代理问题,这种组合明显不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2)家族成员为了其自身的家族财富最大化能够凝聚在一起,采取一致性的监督管理者或侵占其他非家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家族成员的一致性行为主要体现在核心家族成员内部以及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主的复合家族成员组合中,而远亲家族成员很难采取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家族公司治理机制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家族企业二元轨迹交叉与治理结构的演进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轨迹交叉三维模型,指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是不断随人力资本轨迹交叉和物质资本轨迹交叉的变化而发展演化的过程。人力资本轨迹交叉和物质资本轨迹交叉的不断变化是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进的源动力,最终推动家族企业向社会化的方向演进。     

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劣势及其改进对策研究

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基本存在形式,已然决定了其作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地位。家族企业发展轨迹及其特点,决定了它的治理结构存在天然的优势却又有着必然的缺陷,本文就其内部治理结构的两面性进行分析,并给出家族企业发展道路上需要改进的对策。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本文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削弱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较高的公司信息透明度或者机构持股比例均会降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控股家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途径。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对家族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

"亲属抱团"的家族化治理模式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广泛存在,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下的文化现象。本文利用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籍贯地族谱数据,考察宗族文化对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其亲属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并且证实,宗族文化内含的亲属间信任及团结互惠是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亲属参与的差序格局愈明显;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在宗族影响力越大、外部监管环境越差时更突出,当实际控制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拥有海外经历时则被削弱。最后本文发现,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亲属参与对股东与管理层间代理成本的缓解作用得到加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成长性和市场表现。本研究为理解在正式制度有待完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增长奇迹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视角的证据。     

四维度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进分析

落后的治理结构是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治理结构的不断演进推动了家族企业的成长。我国家族企业要突破成长中的瓶颈就必须在治理结构上实施创新,由原始的古典家族企业向现代家族企业过渡。家族企业在发展初期并不一定要实行股权多元化来促使企业发展,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实行产权多元化是必然的,也符合企业成长的路径。     

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治理结构演进及其约束浅析

文章在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的本质、成长阶段、治理结构以及演进阶段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产权、人力资本和控制权转移的约束。治理结构的相对滞后是约束家族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     

家族涉入、竞争优势与家族企业成长——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

家族涉入是家族企业基本特征,也是家族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竞争优势又是家族企业成长的保证。本文整理、分析了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构建了"家族涉入-竞争优势-家族企业成长"的概念模型,旨在为家族企业成长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

本文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正相关;同时,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持股比例较低、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较小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交互关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从关联交易的视角探讨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解释。     

基于不同生命周期下的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研究

本文从不同周期的家族企业界定出发,分别分析各周期家族企业的主导治理模式,尤其在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调查有效性进行了分析,期望归纳出一种适应与平衡家族企业各方利益的契约治理模式,试图为我国家族契约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参考。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最终控制者可以追溯到家族或自然人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广义家族上市公司区分为真正或狭义家族上市公司(FB)和自然人上市公司(PB)两类,从家族所有、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三个维度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家族治理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但家族所有、控制、管理三个维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家族治理的绩效最终取决于不同维度之间的组合。鉴于不同类型家族上市公司的主要回归结果皆不相同,本文认为家族企业的不同界定标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基于国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家族企业迅速发展,占据民营企业的绝大多数,且家族控制程度较高,在我国家族企业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并适当吸收了企业的外部文化。如何清楚地了解家族企业所面临公司治理问题,并有效提高家族企业的治理效果对我国家族企业显得及其重要,本文主要从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人才瓶颈,及其管理决策和企业的职责划分方面入手进行了讨论。     

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后治理结构的优化

家族企业大多表现为家族化管理,而家族化管理的典型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重合。由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大股东与家族高管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长期的,利他行为和相互信任使家族成员具有自我约束能力,因此家族高管人员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较少。     

家族成员在董事会中的角色研究——基于家族非执行董事的视角

本文研究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担任非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本文发现,家族非执行董事能够监督高管提高投资效率、实现更好的会计业绩,而家族执行董事不具备上述治理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家族持股比例较低或CEO由非家族成员担任时,家族非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更能突显;机构持股比例较低时,家族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更强。本文研究表明,合理安排非执行董事的比例有利于提高董事会效率。尤其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家族成员担任非执行董事更有利于家族企业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