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全真教《西游记》形成的文化背景——《西游记》创作史论纲之一

曾“西游”会见成吉思汗的元代全真教“掌教”丘处机去世后,由继任“掌教”主持,在北京彩绘《西游记》壁画,传播“老子化胡”论,导致“掌教”副手被捕。这是全真教小说《西游记》的“结胎”。在元代后来的佛道角力中,全真道士史志经在《玄风庆会图文》名下,形成全真教《西游记》初稿。它传入南方,获得文化沃土。在元代南方市井中,全真诗词汇编《鸣鹤余音》的流传;著名文人虞集为《西游记》另一种全真教草稿写序;道化剧和江南“书会”艺人对唐僧取经故事的改造;南北宗内丹理论的会流等,均展示了《西游记》形成与全真教关联甚密的侧面。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重谈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以洪武朝为叙述中心

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也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发展的情况是一致的。元明《孟子》学的转向,实则发生于洪武朝,而非永乐朝。     

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

元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规定《四书》依据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诗》《书》《易》三经"兼用古注疏",《礼记》"用古注疏"。这一规定,有其特殊的学术渊源及学术缘由,与唐、宋、明、清皆有不同。其重要意义在于,"兼用古注疏"可以使"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使治经者必守家法,以求至当之归"。此一规定,一定程度上表明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元代尚不及明清那样稳固,也因此保证了元代学术"犹有研究古义之功"的宝贵品格。     

元西域人廉希宪与孟子学

在元代,西域人华化现象十分普遍,廉希宪是其中的代表,被誉为色目人中理学名臣第一。在元代四书学北传的背景之下,廉希宪受早期交游诸儒或太极书院的影响,精研《孟子》,深究《孟子》性善、义利、仁暴之旨,被元世祖赞为"廉孟子"。其出处行事,亦多方面体现出《孟子》思想之精髓。对于西域人之华化,有学者表示赞赏,认为是"进夷狄而中国之";有学者则批评之,认为尚远远不足。民族、文明、政权之间的相互错综,共同构成了元代鲜活的历史。     

《鲁斋郎》非关汉卿作新证

前人认为《鲁斋郎》是关汉卿所作，其错误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区分版本。从脉望馆本《盆儿鬼》不载《鲁斋郎》、张千成为鲁斋郎的仆人、正末张硅与元代中后期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重名，以及其他三个明显不合常理的地方，都可证明《鲁斋郎》为元末明初无名氏作。     

朱有杂剧有无分“折”论——兼与赵晓红博士商榷

赵晓红博士在其专著《朱有燉研究》中认为,朱有燉杂剧体制不分"折",因此明初"折"还没有理解为戏剧单位。其立论基础源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周藩原刻本。其实,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已经广泛运用"折"来分析元代杂剧作家及其作品;周藩原刻本虽未分折,但并不等于作者没有明确的分折意识,朱有燉对于当时曲坛的状况也不可能一无所知;从明代文人文献记载看,"折"事实上已在明初成为共识,不可能晚出。所谓的朱有燉杂剧不分折的观点不成立,同时,通过对朱有燉杂剧用"折"情形的考察也证明朱有燉杂剧在杂剧体制流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蒋易编《皇元风雅》的成书及其诗学价值

元人蒋易所编《皇元风雅》是一部重要的元代诗歌总集,是认识元代诗歌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资料。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诗学审美观念,尤其体现了元代中期之后流行的"盛世文风"对于诗歌总集编纂的影响。考察《皇元风雅》至今留存的两种不同的元刊本,可以厘清此书的成书过程,指出两种版本各有优劣,又能够反映元人编书的具体过程。     

元刻本《刘子》校理

元代至正二年刻苏应龙所辑《新编类意集解诸子琼林》,节录了《刘子》各章的大段文字。以此本与其他传世本互校,其衍、脱、讹、倒者,有此本不误而其他诸本皆误者,亦有此本误而其他诸本不误者。此元刻为《刘子》自宋刻以下所见到的最早传世刻本,在《刘子》的版本系统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故为之校理。     

中国第一部航海诗集《鲸背吟集》考论

关于《鲸背吟集》的作者、版本和创作因缘,学界颇有争议,但根据赵孟頫《〈翠寒集〉序》、《说郛》本《鲸背吟集》等有关文献资料,可以考定《鲸背吟集》的作者朱晞颜就是元代诗人宋无,其创作因缘是宋无参与漕运的航海经历。《鲸背吟集》最早以专题诗集的形式对元代海运进行全景式的艺术再现,洋溢着积极无畏的开拓精神和浪漫奔放的海洋情怀,堪称元代海运和海洋文化的诗意百科。《鲸背吟集》将海运途中"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各成诗一首",全部33首诗"皆航海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航海诗集、第一部海洋诗歌专集,也是《四库全书》集部唯一具有海洋诗歌专集性质的作品,在中国海洋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

0.1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发表了蔡美彪先生的大作《元代圆牌两种之考释》,对“兰州发现的银字圆牌”和“扬州出土的元代圆牌”从牌符类型上;从语言文字上作了辨析和考释。关于“兰州圆牌”,因为郝苏民曾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过《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一文,对“兰州发现的银字圆牌”的八思巴文作过释读的尝试,故无赘述必要。而蔡先生关于“扬州出土的元代圆     

杨时“三唐”说辩误

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卷一"诗评"多辑录宋人诗话、文集及杂记等,并在每条之下注明出处。其中有一条:"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其下出处已佚。在以往关于唐诗分期的讨论中,这一记载一直被当作重要材料引用,多数学者认为这段话出自北宋杨时。而通过对《龟山先生语录》《修辞鉴衡》《对床夜语》《唐诗三体家法序》等的考察及其他材料的分析,可以确定这段话实际上出自南宋周弼而非杨时。这一结论亦可补足《修辞鉴衡》中"诗体之变"一条之下的佚文。     

论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经典化与文论的演进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出自明代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选本盛行于明中叶及有清一代。"唐宋八大家"选本被经典化是在宋、元以来散文选本和散文批评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演进而成的。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已见"八家"端倪,元代陈绎曾《古文谱》中的古文理论促进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产生。"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编选过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     

关于《述善集》所收张以宁诗文的几个问题

张以宁是元末著名文人。元代西夏遗民唐兀崇喜(杨崇喜)所编《述善集》收张以宁诗文共8篇,其中6篇不见于其他文献。据考证,张以宁《崇义书院记》的写作时间当在1358年至1367年之间。经参考相关文献对其诗文进行了校正,发现《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中张以宁诗文的某些标点似有可商榷的余地。     

元代云南宗王考析

宗王之治是元代云南政治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与行省制、土司制和宣慰司体系等一起构成元代在云南的一元多极政治体系,为元代中央政治在云南统治的加强奠定基础.通过对元代云南"九王"的世次和任职时间作考证,并对其他诸王进行对照考察,可以看到宗王在元代云南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及负面影响.     

论元代文学接受和研究的特点及新思路

元代文学的接受情况并不乐观,元代诗文不被重视,元曲虽为代表,也因俗白特点而处于褒贬之间。而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被附属于其他朝代和地域进行研究,元曲的研究远盛于诗词文,元代文学思想研究总是围绕着王朝和民族差别,其内在都跟"元代"这一历史概念限定被过分突出有关。元代文学接受和研究中的这些问题都不离两个主题,新朝和异族,这构成了"元代"这一历史特色,并成为研究中的历史限定。而打破陈规,打破元代文学研究中模式化固化的先验性历史限定,从文学接受回溯至其生成,进行跨时性的研究,同时基于文本核心而非历史外围来解读元代文学本身,则是可以尝试的新思路。     

元代回回人分布补考

本文根据元代清真寺建立的比较可靠的资料,补充了杨志玖先生《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一文考证所得之外的6个元代回回人的分布地点:怀庆路(今沁阳市)、济南路(今济南市)、益都路(今青州市)、平江路(今苏州市)、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区)、福州路(今福州市)。所考进一步丰富了元代"回回遍天下"的认识。     

论朱子学视域下元儒许衡的孟子研究

许衡是元代北方学者,位至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开创鲁斋学派,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德安之战后,许衡自姚枢处获睹程朱著述,得以研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并"一以朱子之言为师",实现了其平生治学的四书学转向。许衡一生受到孟子学的很大影响,在孟子学理论上也有所创获。从态度上讲,许衡曾明确表示"愿学孟子",以为孟子仁义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在孟子学的核心观点如人性论、夷夏观、君臣观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许衡一生之出处进退与政治思想,亦受到孟子学的重要影响。从许衡之孟子学,还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开启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