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情欲的浪漫升华——新生代女作家的"诗化"小说论

一部分新生代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具有“诗化”特征。这或诡异、或疯狂的“诗化”风格与古代的“艳诗”在精神上相通,又具有现代派文学集唯美与溢恶于一体的气质。她们对“飞”的感觉的集中渲染让她们的文字也产生了节奏飞快、高速旋转的效果。因此,她们独具特色的“诗化”小说丰富了我们对于“诗化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生产”和“三种文化”学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学说应当是“三种生产”论 ,即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理论。与此相适应 ,存在着“三种文化”论 ,即人口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理论。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具有各自的持续性     

试析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科学内涵

一段时间以来 ,少数人从“利”字出发 ,误以为追逐短期功利、私利也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际上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科学内涵”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标准 ,其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社会 ,价值主体是人民群众     

金正恩时代朝鲜的“人民群众第一主义”

“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是把人民群众视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并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忘我服务的政治理念。金正恩继承和发展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和金正日的“先军思想”,将“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确立为朝鲜的指导思想，并将其本质规定为“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朝鲜指导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人民群众”,“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均源自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以民为天”思想。金正恩也遵照这一思想，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设定为国家目标，提出了“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以金正恩为核心的全党全社会的团结一心。近年来，朝鲜劳动党党章将“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政治”规定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此举表明，如同金正日时代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先军政治”提升为“先军思想”,“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已经被提升为金正恩时代朝鲜的指导思想。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     

牟宗三先生对康德“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之辨析——兼论邓晓芒教授对牟宗三先生的误读

"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对极其重要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整体把握。牟宗三先生通过对康德这两个观念的辨析指出,康德的正面主张乃在于"经验的实在论",而非"先验的观念论",并指出"先验的"一词涵有双重意蕴。然而,邓晓芒教授在《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一)——关于"先验的"》一文中对牟宗三的解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通览全文,我们发现邓教授对牟宗三的批评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曲解,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与辩解,并就教于邓教授与诸位方家。     

“一分为三”论者中不同学术观点综述

“一分为三”论者已经形成一个学派。不过他们的观点又是大同小异的 :有的只承认事物可以“一分为三”,有的则认为矛盾也可以“一分为三”。有的认为“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可以多样 ,有的只承认一种形式即对立中介。有的认为“一分为三”只处于补充地位 ,有的却认为“一分为三”是最基本的。大家都赞成在实践中应该广泛地运用“一分为三”、“三分法”、立体思维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逻辑关系论析

从“两个务必”的话语论断到“三个务必”的经典论断，二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变”与“不变”的统一。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变”，是依据我们党执政所处时代、执政面临形势、执政回答“考题”等不同问题的创新性发展；“不变”的是二者都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不动摇、更好地保持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本色。全面把握“两个务必”与“三个务必”及其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舞蹈艺术语言的“诗性”本质

舞蹈艺术具有“诗性艺术的品质”。舞蹈艺术的实质就是肢体动作和情感语汇的“诗化”。舞蹈作品通过空间与形体、节奏与律动、色彩与背景、灯光的辉煌与昏暗、音响的响动和停止等等舞蹈综合艺术手段,构成一种由诸多形式统一结合而产生“张力”——“和谐”的“倾向性”运动关系,从而产生一种虚幻的“力”,成为舞蹈编导意念、情感和意识流动的视觉体现。文章从艺术活动主体与客体之间两个层面,进行考察,论证了舞蹈艺术语言“诗性”的力,是观众与舞蹈作品实现“对话”的最基本机制。     

论"三看"标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三看”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深化，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坚持“三看”标准，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三看”标准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会飞的蚕”:冲出历史网茧的诗歌精灵——木斧论

木斧系回族当代著名老诗人。著有诗集《醉心的笑》、《美的旋律》、《木斧诗选》、《乡思乡情乡恋》等多部。本文全面论述木斧诗歌创作最主要的三个阶段 :解放前期、解放初期、新时期以后 ,特别着重分析和探讨其新时期以来的创造成就。评述新时期以后木斧诗歌主题和审美旨趣由对“历史弯曲”的诗化思考 ,向着“不死的乡思乡恋”的“回归诗”转移的具体审美心理历程。同时指出木斧诗歌从民族文学的层面留下的缺憾。并由此对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叙战乱之苦 下千秋之泪－杜甫“三史”、“三别”的精神特色和艺术魁力

杜甫名作"三吏"、"三别"的精神特色在于以森严的史笔真实描绘了当时人民在遭受战乱之苦时坚毅地参加了平叛战争的高度爱国精神,其艺术特色在于开拓了因事命题的新乐府风格和运用了多维的艺术笔法,因而把古典诗歌现实主义推向新的高峰.     

关于新闻宣传“三贴近”原则之我见

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的呼声，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是广播电视宣传的根本任务。作为广播电视人，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增强新闻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使新闻宣传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浅谈“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对“两个凡是”标准的彻底否定，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说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经验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标志着我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分析现实中存在的难题，解决客观存在着的一系列问题的能力、方法和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对我国四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是衡量和科学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状况的根据，更是今后民族地区要取得更大发展的行动指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人民为本位：新中国领导人文艺思想钩沉

以人民为本位是新中国领导人文艺思想的核心。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思想,邓小平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胡锦涛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思想,共同构建了文艺与大众关系的开放体系,深化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     

“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研究综述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了我们判断工作成效的“三个有利于”标准。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表面上看，“三个有利于”总结的是工作标准问题，“三个代表”强调的是党的建设问题，但两者都直接与唯物史观相联系，在本质上有内在统一性。     

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

史少博在《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为防止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误读，需要辨明“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异同。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与“物本”、“神本”相对立，都凸显人的主体性，都以人为目的。二者的区别点在于：“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抽象的人，而“以人为本”强调的人是具体现实的人；“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民的利益；“人本主义”只是以人为目的，而“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