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土耳其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

《中国翻译》杂志1986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译名“东土耳其斯坦”并非大错》的文章。这自然会引起有关学者尤其是新疆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关注。英文“East turkestan”一名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属于地理科学范畴,理应译作“东突厥斯坦”,将其译成“东土耳其斯坦”是不正确的。“Turkestan”一名是由两个不同的词构成的,即“Turk”和“estan”。“Turk”一名为突厥语,它最初只是一个姓阿史那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后,“突厥”一词始用于汗国中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逐渐     

《大越史记全书》所记“鲳(鱼公)鱼”和“鯸鱼”考释

越南古代汉文史书和文献中,常有文人雅士借用与越南语读音相同或相似的汉字对越南某些特有地名或物名进行注音,以保持其越语读音的措词现象。这些用中文注音的越语特有名词往往不能按中文字面进行理解。《大越史记全书》所记“鲳(鱼公)鱼”和“鯸鱼”即其中的一个例子。从历史语言学、音韵学、中国南方方言与越南语的关系等方面对该词进行考释,结果显示:就词义而言“鲳(鱼公)鱼”和“鯸鱼”即今日越南语之江豚或海豚;就语音而言,“鯸”有两个汉越音“hau”和“heo”,前者源于“”的古汉语读音,后者则源于客家方言“鯸”的读音。     

“答刺罕”与古代蒙古狩猎文化

本文基于国内外历史文献与蒙古突厥语词语,结合北方民族神话传说,对“答刺罕”一词及其相关意义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藏语传统辞书词目编排法探析

藏语传统辞书不仅历史悠久、种类丰富,而且在词目编排时采用了许多与其他语言的辞书截然不同的方法。早期的《翻译名义大集》等综合类辞书及《藻饰词论·长寿藏》等词.藻类专业辞书,均使用了按语义分类词目的类序编排法。随着藏语正字辞书的出现,编纂者开始采取以字母表为顺序的词目编排方法。到1434年强巴林巴·索朗朗杰在编纂《词语分别显明庄严》时,已经使用了非常严谨地按字母顺序编排词目的方法。另外,藏语传统辞书在编排词目时还运用了数序编排法、前置辅音编排法、上置辅音编排法、元音顺序编排法等藏语辞书独有的词目编排方法。     

“契丹”、“辽”名称探源

对契丹、辽的名称探源，至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我认为，对契丹、辽名称探源，应以当时命名的本俗为依据和标准进行研究，至于本名的语义或孳生出的观念，不能成为其名称起源的第一位依据。这不是说命名的义不能研究，而是要与命名结合起来，以求对问题的全面解决。从东北地区看，古时带有普遍性的命名习俗，是依水、依山或依地理方位而命名，东胡系各族也多是如此。一、契丹名称源于西拉木伦河对契丹、辽名称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镔铁”、“刀剑”、“切断”、“奇首之领地”。“部首名”、“寒冷”或释为“大中国”、“东方太阳神…     

“吐蕃”考

一、问题的提出 “吐蕃”是唐朝时期汉文史志中对藏族的称谓。至今国外仍沿用“吐蕃”一词的译音tibet。关于“吐蕃”一词是怎么来的?有人说可能来源于藏语,有人说来源于汉语,有人说来源于突厥语。已故学者牙含章先生说:“唐朝人在‘蕃’字前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吐’字,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因为从藏文的古今史书中,查不出在‘蕃’字前加‘吐’音的任何     

“招拉笔洞山”名称由来小考

《卫藏通志》记载:“招拉笔洞山,(在)布达拉西南,山势起伏相连,中岭凿断,接砌石塔,中通八道。山极陡峻,亦似平地突起,高二里许,南邻藏江。山顶叠砌层楼,业医喇嘛居之。”所以,今天亦称“招拉笔洞山”为“药王山”。这两种名称都是清代以后的叫法,而药王山之称还要晚于招拉笔洞山一名。此山最早的名称藏语叫“角布日”,意为山角之山。今天,一般呼此山为角布日或药王山,招拉笔洞山一名则早已销声匿迹,很少有人知道。然而,“招拉笔洞”一词的涵义更令人费解.笔者在调查药王山“查拉路甫石窟”时,涉及到《卫藏通志》、《西藏图考》等清     

“僚”名的读音与弃用

“僚”是壮族及其先民骆人、僚人、僮人三个发展时期中承先启后的族称 ,也是中国西南岭南以及东南亚侗台语民族的泛称。“僚”作为族称为什么不读“辽” ,而读为“佬” ,文章认为这是受古越语高频词“咱们”的影响 ,“咱们”一词的壮语读音为“佬”。在某些情况下 ,生活高频词会成为族群的他称。“僚”名的“泛称”和“音变”的局限性是其被弃用和替代的重要原因之一。僚”名能留到今天的印记就是“佬”。     

关于族名术语“Türk”

тюрк(и)一词起初是个政治术语,它来源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türkün/t(o|¨)rkin/t r-gün/t rgin一词,意为“父母和妻子的亲属”、“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们的家庭”。这个术语最早用来表示构成阿史那部落主要成分的草原贵族大家族的成员。türk(t(o|¨)rk)这一族名在俄罗斯学者的著作中有各种语音形式,而在科学出版物中则偏重于其中两种形式,即:тюрок和турок。在蒙古-鞑靼入侵期间(1240～1480年)和后来金帐汗国在俄国疆域统治的年代里,出现     

关于“乌古斯”、“乌古斯可汗”的词源

关于“乌古斯”(oruz)一词词源的几种说法虽然已经得到突厥学家广泛的承认,但是关于oruz以及与它有关的某些专有名词的来源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解释。oruz是突厥人最大的一个氏族部落联盟的名称。И·И·别列金就是第一批试图这样解释这个名称的入之一。他认为部落名称oruz同oruz(?)～uruz“初乳”一词很相近。后来法国学者(?)·伯希和支持他的这种看法。许多学者认为oruz是由oq uz组成。oq     

吐谷浑“赤水”及吐蕃求“赤水地”考辨

“赤水”一词屡现于吐谷浑史迹中，学界一度将“赤水”与“赤水城”“赤水戍”混谈，直至目前，将“赤水”固化地视为河流或城池的观点仍然存在。文章分别对吐谷浑政权发展过程中“赤水”“赤水戍”“赤水城”的地望和内涵进行梳理，发现“赤水”地望在吐谷浑、吐蕃政权时期的内涵和指代均不相同。“赤水”在吐谷浑政权初期实为洮河流域地区“赤水羌”所居地，北魏至北周期间，吐谷浑一直视该区域为旧土并不断有“还旧土”的尝试。经历不断西迁之后，“赤水”在吐谷浑史中开始以“戍”或“城”的形式出现，符合吐谷浑诸部走向建城定居的发展趋势，其地望在黄河以西、青海湖以南地区。进入隋初，原先的“赤水城”可能因为战争一度被吐谷浑政权放弃。唐代史籍中，“赤水”专指河流而非城池，疑为沙珠玉河以北地区某条河流的名称。该河流或发源于赤岭，向西南方向流入“赤海”(苦拔海)。吐蕃灭吐谷浑后所求的“赤水地”实为唐代出入青藏高原军事和交通要道的咽喉位置。“赤水”在汉文史籍中以“旧土”的代称、区域概称、城池名、河流名的形式出现并逐渐模糊化。明晰“赤水”在史料中的模糊记载能丰富吐谷浑史、吐蕃史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为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交融提供鲜活的史实和可...     

对契丹“西楼”的新认识

文献中的契丹"西楼"一词实际上应来源或借鉴于古突厥语,义为"冬季草场"或"冬窝子",不包含任何表示方位的意义。《辽史》等文献记载的有关契丹"四楼"实际为宋人附会所得,而宋人所谓的"北楼"应为辽代怀州。     

“卡尔梅克”一词的起源

“卡尔梅克”这个词乃是西部一支蒙古人的族名,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卫拉特蒙古人或巴伦蒙古人的统称。“卡尔梅克”这一族名的起源很久以来即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意见。因此,确定这一族名的起因以及出现的时期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卡尔梅克”(加尔满克)一词就其词源来说,并非蒙古词汇,而是突厥词,译意是“留下”的意思。但是学者们对此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现将研究人员K·伊诺斯特兰     

再释“土司”一词的演变

“土司”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将“土司”一词在明、清两朝的演变细细梳理一番,则“土司”一词在不同时期的所指亦有脉络可寻.嘉靖时期“土司”一词刚刚从“土官”一词中衍生出来,使用次数很少,是明朝以来民间对于兵部或吏部所管辖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官机构或首领约定俗成的泛称.万历至明末,“土司”一词开始普及,其所指与嘉靖年间大体相当,但也有个别例外.清朝以来,“土司”一词普遍泛化,往往与“土官”一词混用.无论是文职土官,还是武职土官,亦或藏族、维吾尔族部落首领均可称为“土司”.由此导致在《大清会典》中,吏部既管辖文职土官,也管辖文职土司;同样兵部既管辖武职土官,也管辖武职土司.清代“土官”、“土司”两词虽可混用,但吏部与兵部的管辖职责却是清晰的.     

论《福乐智慧》中的“梅禄”、“可汗”和“于都斤”的名称

《福乐智慧》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喀喇汗王朝的古都喀什噶尔完成并献给当时的喀什噶尔执政者桃花石·布格拉汗的一部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喀喇汗王朝政治、法律、伦理、哲学、文化、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宗教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史诗。时至今日,《福乐智慧》中仍有未探析的问题。本文从史学的角度对《福乐智慧》中出现的"梅禄"、"可汗"和"于都斤"等名称进行了探讨。     

“新晃乃夜郎古县”考

《辞源》注:夜郎古县名。1、汉置,在今云南宜威县境。南朝梁大宝以后废。2、唐武德四年置,在今贵州石矸县西南,贞观元年废。3、唐贞观五年置,以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境,五代时废。北宋大观二年复置,宣和二年又废。另有资料云:贞观十八年在今贵州桐梓分置。还有资料表明:夜郎县在今贵州的平坝、安顺、镇宁。再有现今以出土文物为据,申报夜郎县的贵州赫章。诸多的古夜郎县地说法不一,但过去却很少有人问津。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抢注“夜郎”已为湘、黔、川、滇、桂,甚至更大范围的“大事”。那么,古夜郎县应被谁“注册”?笔者据手中现有的…     

壮族族称“撞”、“侬”、“狼”来源新探

“撞”、“侬”、“狼”是近古时期较有影响的壮族名称。“撞”又写作“僮”,是“壮”字的前身;“侬”又称为“布侬”,是分布于邕州西南的壮族;“狼”即“狼人”,“就是今天广西的壮族”。显而易见,这三种名称实际上标记的是同一个民族,在这方面,以往的认识是统一的。但是,对于这三种名称的来源却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大都是从汉字的意义上去作些臆测。例如,“撞人喜冲突攻击,故曰撞”。“侬人之名大约取义     

《哈卡尼亚语》及其在维语史上的地位

伟大语言学家玛赫穆德喀什噶尔在《突厥语辞典》里将其所依据的书面语言称为《哈卡尼亚语》,并指出这种语言最具表达力。我们知道,喀喇汗时期,以喀什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哈卡尼亚”,“哈卡尼亚语”一词盖源于此。后来的作家如艾·尤格纳克把这种语言改称“喀什语”。因此,在十一、十二世纪“哈卡尼亚语”与“喀什语”一直作为同义词而使用。 为了回答“哈卡尼亚语”在突厥语历史尤其是在维吾尔语发展史上所据有的地位,需要回溯一下突厥语发展史。纵观发展的进程,我们立即会想到如下一些重要时期: 1、阿尔泰语时期,即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一满语(甚至也有朝鲜语)尚未从共同的阿尔泰语整体中分离出来。这个时期的共同母语可笼统称为“阿尔泰语”。朝鲜语首先从共同的母语中分离出来,然后是突厥—蒙古语跟通古斯—满语相分离。这些语言的相互分离发生在公元前较早的时期。     

“喇嘛教”之名何须改

《西藏研究》有文提出:“喇嘛教”之名不当,宜改为“藏传佛教”或“西藏佛教”。此后,陆续见报刊有文申此意见。我则以为大可不必。名称约定俗成。既已通行,众人皆知,何须更改?“中国”,今证明并不居世界之“中”,难道也要改?喇嘛教之“喇嘛”是藏语音译,内地流传已近千年,人们都知道是佛教一个宗派,源于藏,而传青、蒙各地,已经可以了。改为“西藏佛教”,又有何优越?表名称之名词,不可能将意义概全。“黄河”取“黄”义,长江取“长”义,但黄河也长,并有水清的河段;长江也有水黄的时候。     

试论“刘三姐”经典传播中的文化借重模式

“文化借重”是指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为获得赢效的传播效果,自觉地利用其它优势或强势文化符号,将其作为传播的主题要素以助其传播成功的一种特殊策略.“刘三姐”在其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误读”与“挪借”模式、“印象”模式、“寻找”模式、“经典重绎”模式、“异质同构”模式和“恶搞”模式等六种模式,以期由对“借重模式”的讨论而引发了今后如何对文化资源加以激活利用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