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

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出发,构建包含数据要素的适宜性技术进步理论框架,采用二阶泰勒展开对多要素CES生产函数进行近似表达,根据Solow的核算方法进行经济增长率分解,系统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偏向性要素配置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理论研究发现：有两种方法可以判定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1)要素效率（投入）增长率变化与要素效率水平或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是否一致。若要素之间是替代关系,方向一致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若要素之间是互补关系,方向相反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当方向一致时,可以通过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小选择适宜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方向推动经济增长;当方向不一致时,无论选择何种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方向都会抑制经济增长。(2)是否偏向效率高或禀赋丰裕的要素。对技术进步偏向而言,技术进步偏向效率相对高或禀赋相对丰裕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对要素配置偏向而言,当要素之间是替代关系时,要素配置偏向效率相对高或禀赋相对丰裕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当要素之间是互补关系时,要素配置偏向效率相对低或禀赋相对稀缺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选择技术进步偏向效率高的...     

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RD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会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测算了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三种渠道下的RD资本溢出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研发投资的作用,进而以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发现:在资源加工业和机械电子业中,RD投资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国际贸易与FDI渠道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轻纺制造业来说,RD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的RD溢出却都有助于其生产率改善。     

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和不同类别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分析框架,测度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1）制造业行业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行业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行业内配置中,债务配置效率和融资规模配置效率相对较低。（2）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为37.30%,其中,行业内和行业间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年均分别为31.54%和5.76%。在行业内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中,债务配置扭曲和融资规模配置扭曲是主要来源。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比“规模歧视”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大,且非国有和小规模企业内部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各类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显著减少。（3）重点产业前期金融支持政策形成的“好”扭曲不同于传统非重点产业的“坏”扭曲,随着重点产业的发展,“好”扭曲会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也会因此下降,“好”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作用规律对当前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基于投入距离函数的单要素技术效率测量方法研究

在生产中，由于企业并未掌握关于生产技术的完全信息，因此可能导致不同生产要素具有不同的技术效率水平。而传统的"径向"技术效率测量方法并不能识别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效率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现有的文献中分别提出了基于利润函数和方向距离函数的测量方法。但利润函数的估计需要用到难以收集的价格数据；估计方向距离函数需要事先设定投入要素缩减的方向，而这一方向对于研究者是未知的。基于投入距离函数，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可以测量单要素技术效率的框架，且无需价格数据和事先设定"方向"。文章采用贝叶斯方法分两步估计该模型：首先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其次在模型参数估计值给定的基础上再估计单个要素的技术效率水平。蒙特卡洛模拟分析发现，与直接估计各要素的技术效率的方法相比，这种"两步法"可以更快的实现马尔科夫蒙特卡洛（MCMC）过程的收敛，并能够较为精确的估计各要素的技术效率水平。之后将该方法应用于北京大学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的数据，估计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效率水平。结果显示，企业在利用资本中几乎不存在技术效率损失，并且企业间的资本技术效率水平无明显差异。企业技术效率损失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利用不足，且企业间劳动力技术效率水平差异较大。平均而言，劳动力的技术效率水平为77%，即在保持产出和资本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使劳动力的投入下降23%。这个例子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识别生产中导致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助于找到提升生产效率的解决方案。     

环境规制、要素配置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产出补偿还是创新补偿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是其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关键。本文将企业内部划分为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构建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是否考虑异质性时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影响以及要素配置在其中的作用。采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面板数据，利用非导向的、包含非合意产出的EBM-ML模型测算了工业GTFP,并用Tobit面板回归和工具变量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产出补偿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的相对大小影响了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作用；(2)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呈倒“U”型，高强度环境规制会抑制工业GTFP的提升，适度增加生产部门要素配置能够有效增强环境规制提升工业GTFP的力度、延长效果的持久性；(3)命令控制型规制对工业GTFP的直接影响呈“U”型，间接影响呈反“N”型，适度增加要素在生产部门的配置比例能够提前命令控制型规制提升工业GTFP的拐点，增强规制对工业GTFP的提升作用；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G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呈倒“U”型，适度提高要素配置比例能够加快市场激励型规制提升工业GTFP的速度；(4...     

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

本文从城市行政级别这一全新视角重新解释了城市的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水平也越高,但城市级别对TFP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高级别城市民营企业的TFP反而更低;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并且这一效应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城市级别对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反而具有改善作用。城市级别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高级别城市的企业政府补贴更多、人才优势更大、融资便利更多、地方税负更小,其中前3个渠道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地方税负主要体现在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本文的研究推进了对城市生产效率的理解,并且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行政手段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意义。     

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从投入—产出的分析视角出发,结合WIOD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考察了要素投入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于要素结构升级。相对于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劳动力投入是考察期内我国制造业产业内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制造业要实现产业升级目标,需要提升要素禀赋,增加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鉴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论文还考察了参与国际分工与制造业产业升级间的关系,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干中学"效应的发挥,进而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基于厂商理论的区域产业边界和最优要素配置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核心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和要素资源呈现不同层次紧缺的大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和引导区域资源配置,优化产业发展方向,确定包括新兴产业在内的产业发展战略,是每一个地区新形势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零边际成本趋势驱动下,区域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资源禀赋,资源流动性加强,区域产业发展的选择更加广泛和灵活;另一方面,资源日益短缺和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上升,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也随之变化。基于厂商理论,将区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主体,在考虑区域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产业边界模型和产业的最佳要素配置结构模型,开创了资源和商品全球化趋势下的产业升级战略的研究范式,探索了成本约束下的产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模式,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产业升级战略和资源配置研究提供理论指引,为区域制定个性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对零边际成本社会趋势下的产业格局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得出：产业边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下反映区域产业长期演化趋势,在完全市场经济下产业边界是产业发展的最优规模;区域产业的要素配置格局取决于产业的资源占用和资源贡献情况,最优配置结构受各要素的相对贡献率和相对成本影响;产业边界与成本的关系取决于规模经济与否,在规模经济状态下与生产成本成正相关关系,与交易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有较大提升空间,最佳资源配置方案是加大机械动能投入。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考虑到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间普遍存在的替代效应,本文通过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考察我国能源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我国总体及区域内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自2001年起出现了退化现象,区域间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较为显著,且有扩大趋势;全要素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密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均具有促进作用,软技术的贡献甚至已超越了传统科技进步的功效。     

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与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将终极控制人和直接控制人两类大股东的利益动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选择与配置效率。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低,越有动机增加资本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上的自利性投入,导致总体投资规模扩张;(2)地方企业集团投资扩张受终极控制人自利动机的影响最强,央企投资所受影响最弱,民营企业居中;(3)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加,终极控制人决策权的履行成本增大,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因直接控制人持股比例高低而表现出"利益攫取"与"利益协同"两种效应;(4)在较高持股比例的收益分配激励下,直接控制人将减少自利性资本投入,抑制过度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提高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但至今仍未出现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结合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显著负相关,其中应计质量和盈余平滑性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间的负相关性最为显著.因此,我们应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如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队伍等,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以更好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中国实体经济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真实水平透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的症结何在?

资金(资本)的本性是逐利避险。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信息不仅是资本市场引导资本配置和资本流动的基本依据,而且也是各级政府研判经济运行态势和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由于传统财务分析体系存在的资金(资本)与资产概念相混淆、营业性负债与金融性负债不加区分以及经济活动分类不当等理论缺陷,导致传统财务分析体系提供的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信息被严重扭曲,资金效率被严重低估,财务风险则被严重高估。对除金融类上市公司之外其他所有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7年10年期间数据的分析显示,传统财务分析体系使资金效率被低估30%以上,而财务风险则被高估40%以上,让本来处于转型升级艰难时期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严重的信息扭曲导致资本市场上实体经济被极度唱衰、投资价值被严重低估,从而误导趋利避险的金融资本远离"低回报"、"高风险"的实体经济。不仅如此,传统财务分析体系还使经营活动资金回报率被低估40%以上,而投资活动资金回报率却被高估50%以上,从而误导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资金更多从经营活动(实体经营)流向投资活动(资本经营)。这为我国近年来出现的"金融脱实向虚"、"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实体企业金融化"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问题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也为政府客观评估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高碳区域低碳发展全要素效率评价——基于山西省的统计数据

笔者以山西省为例,借鉴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效率的基本思想,创新性地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研发投资和劳动投入为投入指标,同时设置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类产出指标,对山西省2002~2011年低碳发展进行了超效率DEA评价。     

高新技术产业TFP由何而定?——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本文重点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问题。从Foster等(2008)的收入型全要素生产率函数出发,对Kasahara与Rodrigue(2008)生产函数进行扩展,搭建起较为完善的TFP理论框架,并基于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利润、人力资本、销售投入、中间产品对高新技术企业TFP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研发投入带来的专利等技术产出很多,但实证结果中并未观察到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显著促进作用,银行贷款与政府补贴也存在类似情况,这说明我国政府过去所主导的研发投入模式与实际生产需要结合度不够高,相关科技体制与创新支持政策亟待调整。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当前情况,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考虑审计要素多重语义关联的财务欺诈识别

现有的财务欺诈识别研究大多基于公司、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等审计要素中较为简单的关系特征,罕有研究能够系统刻画各类审计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本文创新性地引入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技术,构建出包含公司、审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多重语义关联网络,并利用图神经网络(Graph Neural Networks)方法捕捉知识图谱中审计要素之间复杂隐秘的关联关系以提高财务欺诈识别效果.基于我国2018年—201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构建出包含12 373个审计要素和111 194条关系的审计知识图谱.实证研究发现引入审计要素关联关系能够提升财务欺诈识别准确率;在多种审计要素关联关系中,考虑审计师对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对欺诈识别更为重要;对比不同历史时长的审计要素,使用公司历史5年的审计要素识别财务欺诈的效果更好.本研究可以为投资者、分析师以及监管机构在大数据时代下的财务欺诈识别提供科学参考.     

要素禀赋变化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路径的解释

本文以诱致性变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分别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和化肥4种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产值增量贡献率,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年度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以及要素之间的技术替代弹性进行测算。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线符合诱致性变迁理论模型的。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是以土地要素为基础变量,以劳动力要素为最核心、最能动变量,其他要素(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以劳动力价格的变动为中心,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和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降杠杆”、“稳杠杆”和“加杠杆”的区域定位——传统杠杆率指标修正和基于“双重”杠杆率测度体系确立结构性杠杆率阈值

"结构性去杠杆"要在准确测度杠杆率的基础上,分部门(政府、居民、非金融企业)界定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杠杆率阈值标准。但是,目前收益债务比形式的宏观杠杆率与资产负债率形式的微观杠杆率严重脱节,且虽然有助于进行不同经济体宏观杠杆率的国际比较及国内不同时期宏观杠杆率的比较,但是分部门的杠杆率却未能与其自身的收益水平相联系从而难以确定各部门的真实风险水平和合理阈值,各地区在确定其分部门的杠杆率阈值时就更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基于我国2008～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不同地区实体经济的真实杠杆水平以及传统杠杆指标的错估程度进行了分析,采用"双重"杠杆率的测度体系,建立各地区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阈值标准。研究结果显示:(1)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资本负债率在整体上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的地区分布,传统的杠杆率指标对真实杠杆水平产生系统高估,近10年的高估程度在40%以上。(2)结合地区资本价值创造能力以及实体企业对去杠杆的耐受程度,确定各地区杠杆率结构性优化方向和力度。其中,青海、云南、黑龙江、海南、新疆、天津、宁夏、河北、辽宁、福建地区要"逐步降杠杆";吉林、北京、湖北、湖南、山西、重庆、甘肃地区要做到"稳杠杆";西藏、浙江、陕西、安徽、江西、四川、陕西、内蒙古、上海、山东、江苏、河南、广东、广西地区可以适度"加杠杆"。(3)近10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财务风险和短期财务风险呈现为明显的"东南降—西北升"的趋势,部分地区风险快速升高,主要由于所在地区高风险企业"杠杆率进一步升高"的风险拉动作用。虽然本文仅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但其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立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杠杆率阈值标准的科学方法,从而为各地方政府有效把握杠杆结构性优化的方向和力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市场化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与R&D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转型国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一国(地区)的R&D投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R&D溢出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间中国内地全部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通过距离代替贸易衡量国内地区间溢出的相对重要性,将"R&D溢出具有距离衰减性"作为既定前提条件,估计了市场化程度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工业R&D溢出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溢出接受地自身R&D投入水平、国际R&D溢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后,本文发现:(1)市场化改革提高了R&D溢出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特别是在来源地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溢出接受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R&D溢出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2)地方保护主义对R&D溢出有显著的负效应,R&D溢出越大,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负效应也越大。当考虑了距离对溢出的不同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提高R&D的溢出水平,除需保证必要R&D投入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进市场化转型与消除地方保护壁垒,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