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扶贫模式的反思及未来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 ,乡村扶贫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根治乡村地域性贫困 ,必须重新确立贫困严重制约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视角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此 ,应实现扶贫战略方针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性扶贫的转变 ,用利润驱动式的经济扶贫方式替代政府动员式的救济扶贫方式 ,把消除贫困作为促进整个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选择根除贫困并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开发扶贫模式 ,并根据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规划 ,实施协调配套的贫困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农业产业政策、工业产业政策、农村金融政策和农村科技政策等 ;实施区域内适度规模的移民工程 ,制定和实施特殊的乡村人口政策 ,确保在促进整个民族经济、区域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彻底告别贫困、走向富裕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农村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创新

金融扶贫是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政策。为了更好的适应农村扶贫开发金融需求的新变化,必须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为主导,实行产品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制度创新,健全贫困地区农村信用体系,促进贫困农村健康发展。     

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城市贫困群体脱困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的影响,城市贫困群体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笔者认为,做好城市贫困群体的脱困工作,必须在完善城市扶贫政策,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实现社会良性流动;提高自我脱贫能力,防止城市贫困“代际传递”;建立扶贫检测体系,强化就业安置力度方面下工夫。     

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

经济新常态将会为社会政策带来新的挑战和创新机遇。以反贫困政策为例,为适应新常态,必须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新机制在理念上应当特别注重资源动员、提高效益、强根固本,因此要注重社会扶贫、扶贫措施精准化和提升贫困人口能力这三个方面。基于中国实践和日本"六次产业化"经验,文章提出的社会扶贫机制的基本框架突出了贫困群体能力的提升以及为提升这一能力所需要的扶助措施。为了创新机制的落实,需要在政策上注意社会动员、建立社会扶贫的调查系统、对企业参与扶贫提供税收优惠。社会扶贫创新的理论意义是:为社会政策的工具箱增添了经济性工具;也因此,它颠覆了社会政策非经济性的定性,从而将发展型社会政策推向2.0版。     

加强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主要任务是定期测算城市贫困标准、进行贫困描述及监督并评价城市扶贫政策与措施。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应逐步确立包括组织制度、经费制度、运作制度和信息制度等在内的贫困监测的整体制度 ,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乃至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关于解决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对策思考

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群体问题,要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积极参与的城市扶贫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科学的国民收入格局,并努力实现经济较好较快发展,为城市贫困群体解困创造条件。     

对我国城市扶贫政策缺陷的相关分析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体制的转型,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并由此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城市扶贫政策,但从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其原因值得政府及学术界探究.本文从政策宏观体系、实施效果等二个方面对我国的城市扶贫政策的缺陷作一简要分析,力求从此角度透射我国城市扶贫政策失效的原因.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市反贫困路径探讨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隐性资源,为城市贫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政策制定思路。本文在分析城市扶贫政策转变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对扶贫政策进行理论解释,强调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动作用,并对创立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提出几点建议。     

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的新贫困问题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带来了新的贫困人群:农民工、失地农民和留守人群。新贫困人群随着城市化进程将会不断扩大,并成为新时期贫困问题的重要方面。尽管新贫困问题已非常突出,但现有城乡分割的政策体系却不能做出有效回应。未来的扶贫政策应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扶贫政策体系、社会福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当务之急是建立专项的扶贫监测体系和瞄准机制,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扶贫项目,逐步减缓新贫困问题,提高城市新增人口参与市场的机会和能力以及应对脆弱性冲击的能力。     

21世纪初叶中国贫困形势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反贫困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任务.21世纪初叶中国的贫困形势是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共存.本文针对我国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使反贫困走上法制化轨道、扶贫政策区域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优先的国家支持政策等对策.     

城市扶贫与可持续生计

本文以缓解城市贫困为目标,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城市扶贫”和“可持续生计”。围绕这两个概念,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一是承认“非正规就业”的积极作用,二是依托社区组织做好贫困人士的工作,三是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发展贫困人士的可持续生计,四是创办创业中心帮助贫困人士创办小企业。最后的结论是:建立一个以社区为依托的城市扶贫和发展可持续生计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是城市反贫困取得根本胜利的关键。     

云南省特殊贫困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中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到2010年基本解决现有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促进低收入人口稳定脱贫致富。云南是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和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至今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48.4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489.4万人,两项指标均占全国的10%以上,云南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云南省的贫困有其特殊性,属典型的特殊类型贫困,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对于特殊类型的贫困地区,短期内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大幅增收,稳定脱贫是很难的,必须创新扶贫理念,采取特殊的扶持方式,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采取更有力的特殊扶贫措施,才能有利于特殊贫困问题的解决。     

微型金融对女性减贫的影响:基于金融赋权视角的分析

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的女性化趋势现象不容忽视。微型金融作为一种以促进性别平等为目的的扶贫方式创新,已成为满足女性贫困群体金融需求的运作模式。微型金融可以通过信贷和保险服务获得渠道、赋权效应等促进女性增权,不仅可以借助小额信贷服务加强女性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而且可以借助参与式扶贫项目,自下而上增加女性的能动性和可行能力,从而有利于女性反贫困。中国微型金融在甘肃、河北等地的实践表明,微型金融(特别是妇女小额信贷)是扶助农村贫困妇女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反贫困工具的创新。实证结果也发现,微型金融机构扩大女性借款人群体的覆盖面有利于其实现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协同发展。因此,应加大教育投入,重视并加强女性素质教育;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微型金融可持续发展;完善互助合作社融资模式,加快扶贫融资模式改革;发挥妇联组织的特殊优势,构建适合妇女小额信贷的政策环境。     

我国城镇贫困问题现状及治理对策

目前城市贫困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城镇贫困的现状,进而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城镇贫困的几点措施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扩大就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社区就业,保障城镇职工再就业能顺利实现;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利用税收、财政、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筑社会安全网;惩治腐败,减少贫困.     

我国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及其制度性、政策性分析

我国的城市贫困阶层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于20世纪末达到高峰。城市贫困的产生有其特殊因素,即主要是制度以及政策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单位体制的缺陷、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各种社会排斥的盛行、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WTO的影响。     

青海省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扶贫攻坚研究

海南州藏区集中了青海藏区所有贫困的类型、特点和困难,藏族人口在全省六个自治州中占比最高,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生态地位、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其整体脱贫对于推动青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青海藏区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扶贫攻坚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创新机制、精准扶贫"作为扶贫攻坚的总要求,通过理念创新、政策整合、特色产业培育、拓展完善扶贫开发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教育培训扶贫力度、强化工作责任制等举措推进整体脱贫。     

中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内外因素探析

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问题,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根据马克思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原理,中国农村贫困的形成机理也应从外部因素(即外因)和内部因素(即内因)进行分析,外部因素包括自然条件恶劣和生态环境失衡、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城乡“二元”体制等;内部因素包括农村人口增长快、家庭负担重、文化程度低、人口素质差、农民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低、贫困文化的影响等.针对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内外因素,本文提出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的对策:宏观层面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中观层面上,调整和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微观层面上,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形成民主参与式的扶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