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朝嘉靖年间的永保土兵与抗倭战争

有明以来,东南沿海一直受到倭寇的骚扰,成为明朝最大的边疆危机之一。嘉靖时期,倭乱达到了顶峰。在明中央军剿倭不利的情况下,朝廷决议征调永保土兵赴前线抗倭,取得了重大胜利。而胜利背后却有其重要的原因。     

明后期抗倭中的湖防研究

太湖地区在明代已经成为经济重地和军事防区。郑若曾首先提出湖防思想,详备太湖防御机要,绘制图例,论述湖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重用渔网之船,重点设防,多方协守,船籍于官的湖防策略。湖防思想从嘉靖末年产生,历隆庆、万历两朝实践,在清代依旧为人们所重视。     

论明代抗倭战争中徐渭其人其诗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大肆骚扰东南沿海地区,绍兴也是受倭害较严重地区之一.山阴(今绍兴)人徐渭亲身参与战争,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三十六年(1557)的五年,以及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二月直至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在胡宗宪府中的又五年幕府生涯,前后写下了38首抗倭战争诗.江南(特别是绍兴及其周边地区)抗倭几年对诗人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故特将其事其诗列出而论.     

山东海防与山东沿海社会发展——以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为背景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的海防得到了重建与增强。山东的海防建设作为一种面向海洋的活动,保护了山东海运的顺利开展,改善了山东海疆地区农业垦殖落后的局面,促进了山东地方吏治的整顿与优化。同时,山东沿海社会的发展,对山东的海防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有利亦有弊。海防与沿海社会之间这种互为影响、紧密相连的关系,为我们今天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历史启示。     

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力作——读赵相如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有感

《抗倭名将戚继光》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杂文家赵相如的新著。该书作者耗时十二年撰成此作。它是全面反映英雄戚继光一生感人故事的长篇小说。迄今为止,以戚继光为主角的文学艺术作品实在寥寥,民间传说虽有若干,不过是大树之枝叶,难尽躯干之全貌。读此书是读历史、读文化、读艺术,是一部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力作,全著气势恢宏,读后感受颇深。     

土家彭翼南在江浙的抗倭事迹述评

明嘉靖三十三年和三十五年,湖南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等两次奉调率土兵参加抗倭斗争。土兵的参战对扭转明王朝抗倭屡战屡败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明朝的军队乃至清代曾国藩的湘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土兵能建功立业的原因主要有:彭家优良的家风铸就了忠君爱国之情;彭翼南善待土兵、严于律己、治军有方;土兵特殊的人员构成,特殊的阵法以及特殊的战斗纪律。     

明代抗倭监军赵大河评述——以赵用贤撰写的墓志铭为中心

明万历时,吏部左侍郎赵用贤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义乌知县赵大河撰写墓志铭,透露了他们两人意气相投,性刚有才,但仕途多舛的共性.赵大河为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莫逆之交,协助戚招募义乌兵组训成抗倭主力戚家军,并任监军.他爱国爱民,刚毅清正,为人所敬仰,却为历史所湮没,幸赖赵用贤撰写的墓志铭得以留传后世.     

明代抗倭儒将唐顺之及其海防诗创作

唐顺之是江苏常州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明中叶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抗倭儒将,重气节行侠义,世称荆川先生。他是嘉靖八年会试第一的进士,历官多任;嘉靖文坛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家,在王门中占一席之地的心学思想家;治经史,研杂学,通晓军事;博学多识,著述宏富。晚岁赴海疆抗击倭寇而逝于抗倭任上,立下不朽的功勋,并创作海防诗传世,在事功与文学上均写下重彩的最后一笔。     

从《范司马奏议》看范钦的抗倭活动

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范司马奏议》,以第一手资料反映了明代抗倭斗争某些方面的重要史实。作者对此作出评介 ,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范钦 (1 5 0 6—— 1 5 85 )的抗倭业绩 ,并提出功过评论 ,以弥补历来研究范钦的学者侧重其藏书事业而忽略其他方面的缺憾     

倭患与洪武朝中日关系

从建国开始,明朝一直深受倭寇的侵扰.明朝一面加强海防,一面向日本交涉.由于倭寇,两国中断了百余年的交往重新开始;也由于倭寇,两国关系最终破裂.     

论明代倭患产生及其泛滥的原因

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支持他们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朽,贪污之风盛行,武备愈益废弛,再加上假倭、西方殖民者的参与,使倭患到嘉靖时达到最泛滥的程度。     

明中后期澳门葡人帮助明朝剿除海盗史实再考--以委黎多《报效始末疏》资料为中心展开

有关明中后期澳门葡人帮助明朝政府剿除海盗之事,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近来在韩霖<守圉全书>之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中发现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有关澳门葡人帮助明朝驱除海盗的新史料,为其他中文文献所缺载.本文以此新史料为基础,以期重新考证葡萄牙人帮助明朝政府剿除海盗这一史实.     

明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历史思考

我国明代封建统治体制中有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其特点是:严密布网有效监督;监察渠道,畅通迅捷;监督考核,奖惩分明;以卑临高,动态监察。曾经在明朝初期“纠察官邪、整顿吏治、严肃法纪、惩贪防腐”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我国一项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总结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并进行历史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监察工作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明代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与世界贸易体系——兼论月港“准贩东西洋”的意义

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商业扩张,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亚历史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同时也借助东亚原有的朝贡网络编织起更为广泛的贸易体系;中国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港口由此而纳入了16世纪之后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明政府选择月港为私人海上贸易的开放港,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体现了封建王朝的保守性.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