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末入宋文人及其创作

金亡前后,有些文人流落南宋,境遇各异,多数文人后来重返北方,少数文人滞留南宋.其诗作多忧念时局,期盼和平,感慨身世,悲苦无奈.他们的入宋经历影响了各自的人生走向和文学创作,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     

金代文人歌诗与道人歌诗

金代歌诗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连接宋元音乐文学的重要纽带。以世宗朝为界,金代歌诗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无论文人歌诗还是道人歌诗都显示出朴拙的特点。后期文人歌诗以赵秉文为纽带,在王庭筠、元好问等人参与下发展迅速,表现为对汉乐府传统以及唐宋新题乐府的继承。后期的道人歌诗以丘处机为代表,一改前期王喆歌诗的口语化和民间化特征,变得更加典雅、丰赡,从而开始了道人歌诗的文人化转向。     

论元代文人的雅俗双栖创作

元代出现文人雅俗双栖创作现象,双栖创作类型主要有诗文词兼散曲、诗文词兼杂剧、诗文词兼曲(杂剧散曲)等三大类.以双栖文人的诗歌和散曲作品为例,其内容、风格主要有两大类型.其一,内容、风格相近.典型的如侯克中,侯克中的散曲内容是其乡思羁愁感怀诗的情感总汇.其二,内容、风格迥异.最典型的是徐琰,其诗文受正统儒教影响,庄重严肃.但其散曲,尤其咏妓之作,却是趣味低俗.通观认识雅俗双栖作家不同文体创作的差异及联系,有助于突破元代文学不同文体研究相互割裂的现状,既是客观认识元代丈人的需要,也是准确认识元代文坛的需要.     

金代马球散论

女真建国前,马球已经自契丹人中传入女真人中。女真人的马球游戏规则沿袭了唐宋旧制,但也存在小的差异。金代马球相当普及,各府州都筑有球场。金宋虽然都盛行马球,但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却不一样。金初女真人视马球为加强武备的途径,宣宗以后,由于女真人与汉族人观念上的趋同,马球在女真人眼中也仅仅是娱乐活动了。     

金代藏书家叙论

金统治者重视搜集典藏图书,弘扬文治,努力程度不逊于以往中原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金朝在官府、学校、寺观之外出现很多藏书家.上自贵族,下至学者、平民,藏书风气很浓,藏书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金代文化教育及出版业的发展.很多文学家族通过收藏图书使文化在子孙辈得以延续和传承,特别是河东南路平阳府,成为北方刻书中心.图书出版的兴盛与藏书风气相辅相成.金代藏书家对保存、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金代奏事制度初探

金代的奏事制度是在吸收借鉴辽宋旧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需要进行改革后的结果。这套制度初步颁行于熙宗时期,世宗时日臻完善。在此制度下,皇帝每日在前殿听取宰臣及御史等奏事官汇报军国要务,侍卫、谏官及修起居注官等作为陪奏官亦参与其中。在前殿听政之外,金朝皇帝为了防止言路壅蔽,又通过内殿召对、请对与转对等手段,使更多的官员获得奏事资格,由此扩大了君主的信息渠道。金代的奏事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其制定的前殿奏事班次、侍卫与近侍陪奏制度以及下跪奏事之仪皆被元朝所继承,并对后世朝会仪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裴子野文人集团尚质的创作情况分析

装子野集团作为一个崇古的集团,其诗赋创作、铭诔碑诰、奏议书论和学术论著的编撰等方面都与其文学主张相一致.裴子野集团现存的诗作虽不多,却能追随汉魏风骨,以质朴典雅的风格别具一格;铭诔碑文写法上多质实,多采用散文形式,自由灵活,庄重典雅;奏议书论和学术论著的编撰更是裴氏集团中人影响最大的成就,但也都体现出尚质的特点.     

论金代艺文的历史遭遇

女真人在创建大金帝国的历程中创建了一代辉煌的文化,金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献,无不集中体现出通俗实用的特点与富于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然而,金代文献典籍却传世稀少,金末之丧乱是一代文献典籍毁灭的重要原因,但是问题不止于此,还存在其它一些复杂的因素,主要有:一、以家藏文稿方式保存,易于损毁,难以流传;二、传统的封建正统意识抑制了金代艺文流传,使之屡遭磨难;三、元明两代窃取金人著述成风。     

明清纳西族文人创作的价值探讨

纳西族是生活于云南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她的东巴文化早已为世人关注,而盛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虽有研究,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选取明代木氏作家群的代表木公和清代旁姓作家群中成就显著的桑映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查他们在创作上与中原文学的联系,探讨这一时期纳西文人创作的价值所在。本文认为木、桑的创作价值在于体现了纳汉文化融合的模式之一——人格认同。     

论关汉卿杂剧中的文人意识--兼议"不屑仕进"说

关汉卿杂剧今存 18种,其中 13种都涉笔文人形象.这些文人形象,大概分属于三种类型.这些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作者的文人意识肯定才学、肯定官员的治德、肯定科举.过去传统认为关汉卿"不屑仕进",其实他的不曾仕进实在是受制于现实的被动和无奈,在思想本源上,他并不是"不屑",而是对文人学优而仕的传统价值观有着本质的秉承和认同.     

论金代僧官制度

金朝立国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僧务,设置都僧录、都僧录判官、都纲等职专司管理。寺院也建立起包括住持、监寺、首座等在内的僧职体系,并确立了作为一寺之主的住持的多种选差途径。僧官制度对保证金代佛教的健康发展,保证国家对佛教僧团的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与创作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基本生存状态,所以他们的身份是为官的"士大夫"。正因为这个身份,他们的创作就难免受其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跟他们"士大夫"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从此主旨出发,选取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几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来讨论,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以往被人忽略的一些东西。     

论金代的粮食生产与粮食交易

金朝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政府制定的有利于粮食生产的举措收到了很大成效：粮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有所提高,粮食成为重要的交易商品。金代不同地区粮食的供应能力和交易价格差距较大。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市场稳定,政府以设立常平仓、开展和籴等方式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金代前期军事心理战论析

金人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辽和北宋王朝过程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战术值得探究,特别是金代女真武将以辽、宋将帅为主要目标,引导和控制其心理活动,使其判断失误,决策失措的军事谋略心理战;以及通过示形造势,使辽、宋将帅产生恐惧、疑虑和动摇,放弃与金作战的军事威慑心理战的运用,使金多次出奇制胜,打败强大的对手,出色完成军事战略任务。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学群体由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史价值。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明清话本的文人创作与商业生态

明清话本的作者是文人,读者主要是市民,文人作家与市民读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话本的创作.文人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对话本的功能、题材、体制、语言进行改造,市民则通过购买行为要求话本创作适应自己的欣赏趣味与阅读水平.     

论金代政治文化的勃兴

金代女真在学习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它的政治文化尤为引人注目。在汉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以金朝为正统、以南宋和高丽为夷狄的政治观。在金朝前期,女真人实际上是站在“夷”的角度上来看待“华夷之辨”的。世宗、章宗时期,金朝是站在“华”的角度上来对“华夷之辨”加以引申和利用的,申明自己已是典章文物繁盛的堂堂华夏“正统”王朝了。到了章宗、宣宗时代,金朝又进一步掀起了德运之议,自居正统,将南宋贬入“闰”位。金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胆地宣称自己是“华”,大胆地追求正统,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金朝统治阶级未超出以“华夷之辨”理论来解释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范畴,只能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     

当代文学制度与文人创作——以老舍、曹禺为中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更看重文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强调文学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服务性和服从性,他们秉承和期待的是建国为重、国立而人旺的民族未来想象。以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人更看重文学的熏染性和审美性,强调文学舒展和疗救人性的无功利性,他们信奉立人在先,人立而国强的现代民族生活图式。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分歧逐渐溢出水面,建立何种文学制度的天平显然向当政者方面倾斜,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法则很自然地成为老舍、曹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