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综述

近两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日趋深入,各地登载的有关文章已达一百余篇,确实新人耳目。现据《文艺报》等全国主要报刊的五十余篇文章,综述如下: 一、对传统方法的评价 一种意见认为:“用老一套的方法去研究与分析,那就可能发生评论与研究的‘危机’。”应当改造封闭式的思维方式,在学术上采取开放性的眼光。这是因为传统方法有不少弱点:其一是从单一方向把握对象,用线性因果律来处理复杂的事物。     

从《文选》到《玉台新咏》——南朝后期文学的转变及其意义

<正>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也是集部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部总集，“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     

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沈从文的文学观。一、文学的目的与作用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以诗意的语言这样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这段话不仅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自己作品主题及风格的形象归纳，还隐含着他的文学理想，目的是表现“人性”，作用是通过展示人性来改造社会。严格说来，沈从文省略了他要“供奉”的人性的限制词，即“善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悻…     

“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编辑先生：您好！近日拜读贵刊1998年第3期刊载的张是超先生的《周杨‘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和刘成友先生的《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二文,倍感兴奋、激动．据我看来,这是贵刊设置“文革”文学专栏以来不可多得的佳作,可称得上是重量级拳头论文,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文革’10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文学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研究‘文革”文学对于深人把握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国人的扭曲的灵魂与贫困、病态的精神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     

谈《文学现场》及其作者的评论风格

一、“史家”品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一直无法理解 :作为一位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学评论界的青年学者 ,吴义勤究竟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新时期以来纷繁芜杂、热点四起的文学现象。直到和吴义勤作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之后才获得了令人释然的解脱和超越。他向我袒露了自己的治学法则 ,即 :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审视、解释活跃于当前的文学现象。正如他在山师中文系的一次博士生学术讲座中所说的那样 :“对于新时期文学评论和研究而言 ,我们切不可以忘记 ,新时期文学仍然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延续和发展 ;因此 ,对于它的探讨和研究…     

关于“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的问题

在《文艺报》1992年2月1日的“文摘”栏内,读到一篇摘自《社会科学报》的短文,说是我正在“提倡‘学者作家化’,认为有助于打通理论和创作的‘壁垒’和界限,使理论和创作在相互沟通中得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其实我从未公开提倡过“学者作家化”这个口号,因此想在这里稍作澄清和解释,以便消除误会.还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表对这个问题的一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出发点(包括某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接受“为人生”的口号)。一九三三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正确认识五四文学的历史传统——和谢冕、童庆炳二同志商榷

<正> 《文艺报》在1983年曾就如何看待五四文学的历史传统问题进行了讨论,谢冕与童庆炳两位同志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我以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很大的片面性。早在三十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中就有不少革命的评论家把五四文学说成是简单的从外国“移植”过来的资产阶级文学,因而要给以全盘否定。到了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才给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茅盾佚文八篇

前言 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回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说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用过‘石萌’、‘石崩’的笔名。原因是我从来不写日记,也不把自己的杂     

以思潮辨析为特色——读黄伟宗《当代中国文学》

著名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家黄伟宗的《当代中国文学》 (广东旅游出版社 ,2 0 0 0年 1 2月版 )一书 ,是他继出版《创作方法史》、《文艺辩证学》等 9部书之后 ,出版的第 1 0本著作 ,在方法论上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学特色 ,显示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线参与者、深谙艺术辩证法的文艺理论家的治学特色。“如果有人问我的批评观如何 ,我的回答就是这论文集的题目所示的‘辨’字。” (黄伟宗 :《新时期文艺论辩·序》)至于“辨”而有成 ,则有赖于作家主体的一种结构性认识能力的自觉养成。黄先生有一个颇具个性的“点、线、面、学”说。 1 979年初他回…     

后新时期小说叙事人称的几点异变

有人把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新时期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较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在叙事人称上的变化就非常丰富。这是文学作为艺术进行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突破。从叙述人称的变化，考察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变革和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新型新事人称的兴起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中“我奶奶”的叙事人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在我们阅读的经验中常常遇到这种“我爷爷”、“我父亲”、”‘我叔叔”等“我XX”的叙事…     

上海“孤岛”文学特点初探

上海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全体同志,收集和编辑的《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已整整搞了四年,到1983年9月止,这个项目的重头——《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也已定稿。这使我们,特别是我这个被指定为全书定稿的人,舒了一口气。的确,我们全室人员,限于水平,也限于资料的残缺,不能尽如人意,然而对于我们全室人员来说,收获应该不能算小。我们邀游了一遍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坛,我们有所充实。     

休闲文学与文化转型

魏饴教授在《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中把休闲文学界定为一种与“言志”、“载道”的传统文学相对立的文学类型,它不追求政治功利性,旨在满足人的休闲需要,魏饴教授把道德教化排除在休闲文学的价值之外,认为休闲文学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让读者从社会政治中跳出来,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体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自我’、‘本我’上来”,［１］很显然,这一立论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即政治功利型文化和消闲娱乐型文化。一 一般说来,政治功利型文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占主导…     

1950年代王贝实主义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括由昀《文艺报》

1950年代国内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以其绝对的权威性通过译介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50年代国内文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现实主义论争产生重要影响,探讨《文艺报》在传播苏俄文学文论从而影响国内现实主义论争进程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及其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重视期刊传播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     

承验与超越──新时期八年（1976－1984）悲剧文学题材研究

承验与超越──新时期八年（１９７６－１９８４）悲剧文学题材研究陈思广从泥淖中奋起的新时期文学，首先重举人的大旗，向十年浩劫时践踏人的尊严、蔑视人的价值、摧残人的生命，发出了悲愤的呐喊。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率先喊出了时代的呼声。触发了...     

沟通两个世界的理性主义者──路翎文学观的哲学基础

沟通两个世界的理性主义者──路翎文学观的哲学基础刘挺生１９４４年，路翎在给好友袁伯康的信中说：“但‘我听到一日光冷清地哭’、‘昏睡的泉水亮不起一个梦’等等，仍然是‘外部的美观’，不好。这种诗句，是生活在动乱时代而又不敢正视现实的人的诗句，就是所谓印象...     

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新时期《上海文学》为当代文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并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在坚守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凝聚了自己的作者群,依靠他们,《上海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新时期《上海文学》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重要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     

文学主题说质疑

<正> 前一段时间,学术界在对氏篇古典小说的“主题讨论”的分歧中,有人对主题概念提出了疑义。这确实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主题,大概是评论家发明的专用语。其实作家开始创作的着眼点,并非主题,而是如何真实深刻地反映客观生活。我国很多古典作家不必说,仅就现、当代许多著名作家的创作实践,也是与“主题思想”这一文学观念相悖的,有的甚至直接提出了疑义。曹禺在初版《〈雷雨〉序》中说:“累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成的,或是《雷雨》为什么写的这一类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连我也莫明其妙,第二呢?有些人已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比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