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

腐败不仅是困扰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痼疾。尽管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但绝大数统治者对吏治都相当重视，以重法惩治贪官污吏。官吏以权谋私是导致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而官吏经商谋利又是官吏以权谋私的重要方面。唐代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比较严密，主要从禁止官吏兼业、惩治官吏偶儿买卖谋取剩利、限制和打击官吏家属经商谋利三个方面来打击官吏经商谋利，防止官吏以权谋私     

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

汉代工商官营政策虽然起到了打击工商豪强的作用，收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之实效，为汉武帝的内外丰功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但其负面效应也不能低估。该政策对汉代政治由“蒸蒸日上”向奸弊丛生的下滑着实起到了催化与推波助澜的作用。官吏及其家属从商争利，吏治腐败程度加深；官吏及其家属为人起债、放贷，加剧了社会矛盾；官吏犯赃现象日益普遍，西汉政权摇摇欲坠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职官行政职守和行为准则

为了对西汉初期政府吏治制度建设具体内容作深入了解,通过对1983年湖北荆州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采用文献解析与梳理的方法进行研究,认为:西汉初年政府将人民生命财产保障、公文信息的真实性、官吏渎职行为、职官荐举人才、收取地方税收、居民户籍管理、禁止私人铸币等都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并对职官履行公务的行为准则亦作出法律规定。     

唐代吏治法律制度分析

唐朝的吏治法律制度,表现出体系严密、注重监察、整处严厉等特点。唐代的吏治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到官吏管理的方方面面,使得唐朝的官吏日常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至今仍具有相当借鉴意义。     

清太祖朝“窃盗罪”探析

清太祖朝"窃盗罪"在法律方面规定:对真正"微贱者"主要采取肉体刑,并呈现逐渐严苛化趋势;对于非真正"微贱者"的官员主要采取财产刑。在实际施刑方面:因受到军功、身份地位,民族成分,政策规定,尤其是努尔哈赤个人情绪化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量刑时也经常发生逾越法律规定、变更其惩罚力度的情况,造成"窃盗"之法的公正性权威受到了严重侵蚀。这迫使努尔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通过关闭当铺、禁止放债和限制买卖活动等"经济法"的间接举措,来解决窃盗案件频发的社会问题。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唐代考课与吏治关系

唐王朝对考课制度非常重视,考课制度执行得如何,关系到唐王朝的吏治兴衰。在政治稳定,吏治比较清明时,统治者和官吏励精图治,考课就会得到有效执行,考课奖优罚劣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反之,当政治腐败,社会出现危机时,统治者和官吏无力或无暇顾及考课,考课制度无法得到有效推行,势必加剧政治腐败。     

刘锡鸿吏治思想述评

刘锡鸿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任驻德公使 ,也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保守主义者 ,主张从内部整顿吏治 ,以挽救清王朝。他认为整饬吏治须 :成定制 ,赏罚严明 ;维护社会公德 ,整顿土习 ,维护官吏的荣誉感 ;裁减各级政府冗员 ,废除捐输 ;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要做到“以礼驭吏 ,以德率吏”。     

肃顺与晚清吏治

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王朝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乾隆中后期以来,清王朝吏治败坏,腐败丛生,整饬吏治势在必行;咸丰帝即位,肃顺秉政,接连兴起几个大狱,意在抑制腐败;肃顺对吏治的整顿,为清室的"中兴"扫清了道路,提供了条件;肃顺整顿吏治的成效虽然是明显的,但他对官吏的惩处既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与前期同类案的处治相比较也没有从严;吏治腐败已成为王朝的痼疾,肃顺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晚清吏治。     

元律与元代吏治——以《元史·刑法志》为中心

官吏是国家法令政策的执行者,吏治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元史·刑法志》对官吏的受贿、失职、滥用职权、违礼等违法行为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不同的处罚措施,为监督官吏专门设立监察机关御史台。从《元史·刑法志》的记载看,元代已形成了较完备的廉政法制和系统的监察制度。     

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中竞业禁止条款的适用

随着人才市场流动性的增强,由员工"跳槽"引发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时有发生.国外不少国家通过竞业禁止条款来规制员工流动与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法律关系.从立法实践来看,竞业禁止条款能平衡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我国目前关于竞业禁止的法律仍不系统,法律效力不普及.目前,我国应当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订,规定雇员这一侵权主体,并以法律形式确定竞业禁止的效力.     

论唐代试诗体系的构建及与文德政治之关系

唐代“以诗取士”择才标准与方式的产生有其服务于文德政治的特定用意,这与统治者尊孔崇儒、认同诗歌政教功能的思想有关。通过全面考察进士科、吏部铨试、博学宏词科、制举、翰林学士院考试中的试诗现象,可以发现唐代在举士选官领域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试诗体系,它对文德政治的实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论唐代夺情起复制度

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官员起复后,可以从事一般的公务活动,但遇朝集、庙祭等重大活动和私人生活方式上依然有很多禁忌。唐初到天宝年间,官员夺情起复的比例逐渐降低。到唐中后期,大多数效命于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员都能遵守服纪制度的要求,守丧终制。夺情之制多在外官和部分事物官中实行。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宋代茶马互市的法律规制

宋朝对茶马互市实施严格控制,各项制度日臻完善。为确保茶马互市顺利开展,宋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茶马贸易和管理的法律规制,主要内容以榷茶博马专卖法制为核心,还包括职官管理、市场开禁、茶马价格、入蕃茶禁以及私贩马罪罚条格等具体律令条规,这对保障西北、西南沿边的茶马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试析唐五代时期政府的养老政策

唐五代时期政府的养老状况可分为养庶民之老、恤鳏寡悼独之老和养官吏之老三个层面：赡养庶民之老的基本政策是授予一定的田地,但免征其赋税,以达到惠养老人的目的,同时,政府将赡养老人的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委派给其子孙,高年老人还有侍老制度以助其养老,统治者也时常赏赐高年老人;鳏寡悼独者有优惠的恤养政策,对不能自存者,政府还专门以律令的形式作了安排;官吏的养老也与致仕紧密相连。     

论唐代三峡地区的经商潮

唐代三峡地区形成了浓厚的经商风气,主要表现在大批盐商的产生、外出经商者众多、大量外来商人汇聚三峡、各类市场空前活跃。导致经商潮兴起的原因与当时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人口状况、物产资源等有着密切联系。经商潮的形成对唐及以后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     

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注重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又完备的官吏管理法律制度。就管吏的选任方式而言,主要以世选制、科举制为基本方式。此外,还有察举制、征召制、入粟补官法、恩荫、任子制、赏赐与赠与。既有成效,也有教训。     

宋代军队中的酒业经营及宋廷政策

宋代军队中的酒业经营特别是买扑经营,是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的重要方面,它与宋代酒业的发展、经营模式,与宋廷政策密切相关;这一活动在南宋前期尤为突出;各军在政府扶持下建立酒库,造酒酤卖,获利丰厚,利归本军;军队酒业经营合法与非法并存,政府不时出台政策加以调控;军队酒业经营除赡军之外,又成为将帅谋私的重要渠道。     

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

“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其决议案经过“八座”连署后,报经皇帝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这样的高层决策会议,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