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到审美:周作人散文的语言观建构

周作人散文的语言观建基于古文、口语、方言、欧化语的取舍、调和与建构之上,他的散文语言由明白实用的功利性走向雅致审美性,由日常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阐述了现代散文语言的审美要求和美学构想。通过现代散文语言观的建构,周作人完成了他自己"对于国语的希望",即"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使中国现代散文这一独特的文体不但保持了中国传统散文言近旨远、韵味无穷的审美内涵,同时具有了活泼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生命力。     

形似而实异：五四散文与晚明小品

周作人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以及晚明小品与英国随笔"合成"中国现代散文"源流"的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自主性、自觉性以及在对待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态度上,值得重视。但周作人这一主张自身存在着粗疏片面之处,许多后续研究也多表现为"重同略异",在"同"的梳理归纳上较为详细,而在"异"的辨析总结上则不够深入具体。这容易导致对五四散文意义估价不足。无论从时代文化背景,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审美取向、知识构成,还是从文学功能,散文体式各方面看,二者之间都只是相似相近,而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形同而实异的。     

论周作人的书话散文创作及其在当代的传承

书话散文创作在周作人的中后期散文创作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类散文隐藏着他一生中一以贯之的两个主题:"爱智"与"别择".这两个主题的贯穿与发挥,造就了周作人书话散文的独特魅力,也开出了20世纪主流散文之外的另一支脉,使得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发展更趋向于多样化.     

论《雅舍小品》的审美风格及其在中国大陆的接受

梁实秋《雅舍小品》的写作是他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创作的一种转折,但梁实秋又在这些小品散文中,将自己反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古典主义文学倾向、对理性与人性的推崇以及反对文学太贴近时代等主张,融化到雅舍小品乃至其它散文的写作中,形成了不同于新文学主潮的独特的审美风格,但是这些小品在许多方面也背离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艺术张力。而中国大陆清理阶级斗争为纲而呼唤大写的人、跳开现实的直接性而“寻根”以及90年代的随笔热,正是雅舍小品展现艺术魅力的文化土壤。     

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小品散文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在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在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里 ,冲淡型散文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然而 ,在海峡彼岸 ,经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 ,由周作人开创的这一类型散文倒绵延不绝 ,成为台湾当代散文的一大景观。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学者散文形成了深刻的渊源关系。     

传统与外来影响下的韵味传达与审美追求——周作人散文创作浅论

周作人散文是他一生中留下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这成就的精髓在于形成了悠游闲适、平和冲淡的文风。试究其文风的形成,不可否认有着传统的印记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的受到了追求以“生活的艺术”为中心的闲适生活态度的影响。因此在散文意象的选择上,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其独特的韵味及审美追求。结合作品中意象的具体分析,对周作人散文创作做一个简要的解读。     

论叶圣陶建国前的散文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圣陶是以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而赢得声誉的。然而叶圣陶在创作上本是多面手,并富有驾驭各种艺术样式的才能。且说叶圣陶的散文创作,他曾结集出版过《剑鞘》(1924)、《脚步集》(1931)、《未厌居习作》(1935)和《西川集》(1945)等多本集子,此外还有散见于各报刊的政论、杂文、小品、随笔和信札等数百篇。尽管郁达夫在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曾收录叶圣陶散文5篇(入选篇目仅次于周作人、鲁迅和朱自清),而阿英在同年出版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中,如同郁达夫一样,也对叶圣陶的散文作品予以高度评价。然而,1949年以来的新文学史家和新文学选京,在谈及中国现代散文时,往往只提到《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等极少数几篇叶圣陶散文作品,致使一般读者难以窥见     

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

冲淡美不但被我国传统美学所青睐,更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周作人的散文,通过对平实而广泛的内容的叙写和自然平易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超然于艳冶禾农丽之外的散文胜境———冲淡之美。他的这类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论梁实秋小品散文的审美价值

梁实秋的小品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没有鲁迅的冷峻,决非匕首与投枪;而是沿袭了周作人的冲淡、平和,形成了雅致、闲适的风格。尽管这些作品曾不合时宜,被称为脱离社会、回避政治的“有闲”产物,然而,随着时代氛围的改变,随着宽松环境的产生,它抖去了蒙在身上的历史尘埃,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读者的青睐。《雅舍小品》是梁实秋小品散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40年他应刘英士之邀以“子佳”为笔名在《星期评论》陆续发表     

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五四”以来的散文大家。郁达夫在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虽然“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占了所选十六家散文作品总数的“十分之六、七”。这虽然和他的“偏嗜”有关,但是,“二周”在我国现代散文界的卓特贡献,也确实不能不使选家把他们提高一格来看待。郁达夫在散文集《导言》中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为最丰富、最伟大。”他对“二周”散文的这一总评虽未分轩轾,但以泛论而言,亦大体不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