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处理

行政处理是不同于授益行政行为,也不同于损益行政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类,其对相对人的权益有直接影响,但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在行政主体为行为时并不确定.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不同,可分为授益行政行为、损益行政行为和行政处理三类.行政处理不同于行政处罚.相对人认为行政处理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基于《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9条的分析

关于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9条有专门规定。对于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出于信赖保护以及法安定性的考虑,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废止,但特定情形下,也可废止,并对相对人的信赖损失予以补偿。至于废止生效的时点,一般仅限于废止行为作出之时,除非行政机关选择溯及至某一较迟的时点。德国的授益行政行为废止制度,无论是在废止的立法用语方面,还是在具体的授益行政行为废止内容方面,都对我国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授益行政领域个人义务研究

授益行政是满足公民生存权和受益权的重要行政类型.生存权和受益权对应的义务主体不仅限于国家与政府,他人和受益人本人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厘清他人与受益人义务的理由、属性和内容.对确保授益行政理论的先进性极为重要.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与运用

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撤销、撤回或变更授益行政行为的情形中,以解决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行为效力安定性之间存在的冲突。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具体个案中衡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并以维持原授益行政行为为原则,以撤回补偿、变更补偿或撤销赔偿为例外;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强权下的弱者,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对于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试验手段的复议前置制度

近年来，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同案不同判、中立性无法保证等弊端，导致其公信力较弱。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核心要义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首要课题是恢复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从长远来看，应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视为一项试验手段，通过确立行政复议前置标准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重建行政复议的制度公信力。结合行政复议前置的判定标准和行政行为的现实特征，当前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为行政复议前置的试验领域。     

行政公产中的所有权制度演化及其法律效应

行政公产是行政主体行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传统所有权制度将所有权视为一种绝对权而排斥行政公产作为所有权制度的存在。随着社会所有权制度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开始弱化所有权的绝对因素,同时对所有权的行使划定公共利益的界限,这在客观上促使了行政公产得到法律的认可,也使授益行政行为的作出成为可能。     

给付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理论与适用研究

法律保留原则最早产生于政府实施"警察权"的背景之下,意义在于约束侵害行政和保障公民基本利益,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明文法规可依。而随着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越来越从管理向服务发展,给付行政的兴起要求行政机关根据需要作出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并随之带来了法律缺位时行政自由裁权和公民权利的处理难题。因此,传统法律保留原则必须在给付行政的适用中,进行修正和重新释义。     

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行为的转化及法律规范

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行为的变化呈现四大趋势 :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倾向 ;政府行为的信息化倾向 ;政府行为的公众参与化倾向。政府行为应从行政管理职能向行政服务职能转换。政府行为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政府机构设立法定、政府机构权责法定、政府行政行为程序法定以及政府行政行为内容法定等     

行政合同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合同是以合同方式规范行政主体与相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一种新型制度.它有助于明确行政权限和责任,是国家行政管理从单纯统治模式发展到为社会服务模式,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单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公共管理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行政合同形式必将成为政府对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从行政合同的概念、识别标准,以及行政合同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私权救济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论政府责任法制化

政府责任法制化,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题中应有之意。责任政府讲的是政府责任,包括政府的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其中的法律责任是核心责任而应该被重视和强调。用道义责任和政治责任代替法律责任是与法治政府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服务政府是当代服务行政、授益行政发展的客观需要,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在法律责任的约束下、在法律监督的环境中进行。法治政府要求政府责任的法制化,要求明确政府法律责任的内容范围、承担方式以及追究其责任的方法。政府的法律责任包括公民权利保护法律责任,公共利益保护法律责任,公共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和公共安全保护法律责任。政府的所谓行政补偿责任和行政赔偿责任并非政府法律责任内容本身,而是政府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一种救济责任。     

政府职能的本位要求与保障机制

对于政府职能的科学内涵如何、政府职能的本位或法律责任如何、怎样才能充分实现政府职能或者说政府职能的有效运行机制如何等问题,文章认为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若能真正做到完成人民或宪政赋予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政府职能结构及本位的真正内涵或宪政要求,严格控制政府行政职权能动性的作用方向和价值目标,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建立高效的政府职能运行机制,树立执政为民的宪政理念和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政府工作效率。其中,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积极主动作用是现阶段实现政府职能的关键。     

市场机制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的借鉴及法律规制

有限政府要解决日益扩大的行政事务,必须借助于政府以外的力量,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于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变革。政府职能内部市场化、政府职能非行政化、公用事业民营化、政府参与市场运作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的突出表现。目的的公共政策性、手段的市场性、意思表示的政府主导性、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法律适用的综合性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的主要特征。为使市场机制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优势,必须从适用范围、审查制度、公共产品供给的评估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加强法律规制。     

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

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是政府对一切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进行评价、判断、选择的标准,它对政府的行政决策及执行行为具有深层次和基础性的决定及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是政府行为的灵魂。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作为一种行政理念要建立在公共性、公平性、公利性和公开性等公共价值基础上,使政府成为民主政府、责任政府、质量政府和效率政府。服务型政府价值具有引向、简化、建构和凝聚功能。服务型政府价值观念的树立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政府市场经济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当政府在经济的运行中扮演主要角色时,市场经济体现出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政府市场经济的困境是指由于政府在市场行为中的作用,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提升一国经济指标总量的同时,并没有给国民带来富足和福利。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则是因为政府市场经济中干预的主观和逐利,二则是官民对市场规则的漠视。只有破除基于GDP主义的官员评价体系,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加大对权力寻租的惩罚,充分发挥公民的参与监督制度,市场经济才能良性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真正为人民共享。     

企业重组、政府作用与市场秩序————对近年来国内几个钢企并购案的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问题是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钢企的重组以及经济转型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角色的适时转型问题,其根本途径是通过推动政府治理模式从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运行转变到建立有限、责任、法治的现代政府,建立公平、正义的规则,完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继续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继续推进政府从一般市场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克服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经由政府治理转型推动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完善。     

对构建区域政府行政管理评价体系的探讨

建立行政管理评价体系对区域政府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等意义重大,根据行政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应构建起以保证政令畅通平台、维护行政纪律平台、促进廉政建设平台、改善行政管理平台、提高行政效能平台等为基本框架的政府行政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论以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

用善治理念改革公共行政体制的浪潮已在全球兴起,中国也不例外。应将政府管理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设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这要求在政府与社会、市场关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重点推进改革。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化经济空间————杭州、萧山地方政府博弈的实证

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计划经济形成的中国行政区划框定了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边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当市场力量推动城市与区域的要素流动跨越行政区边界,行政区划就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支持市场经济集聚和规模发展。纵观杭州与萧山之间突破行政区划制约的几次区划调整,发现每一次改革都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最终拓展了杭州大都市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当然,行政区划调整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固有的“行政区经济”顽症;要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恶性循环,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杭州、萧山的实践为中国其他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路径启示,也为中国区域与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合作运动与国家力量的扩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合作运动中政府行为为中心

合作运动,不仅是国民政府以平和、渐进的方式改善农民生活,实现民生主义的一个手段;同时又是以"以党治国"模式将其权力触角向基层社会生活渗透的努力,以使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乡村层面得以重建.但也正是合作运动与政治势力的合流,最终损伤了合作事业,实现的仅是官绅商的"合作",民众也只能是以被动、静态的方式来应对这项制度,造成合作事业"有头无干"的困境.南辕北辙的结果揭示出社会自治的事情,应交与民众自己以非政治性的手段主动去办理,而非政府行为所能奏效.     

试论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三大关系的统筹问题--在三维空间中确定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坐标

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必须统筹思考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横向的政府与社会以及内向的政府角色二重化三个关系.对这三大关系各个侧面的统筹分析,在三维的空间中定位出了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坐标--在政府与社会的上下齐动下,建立起中央集权但不专权,地方分权但不分散,以民为本、法制完备,政府、社会、市场职能各有所归,执行高效,手段先进,强力监督,自我约束的有限与服务型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