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过剩的角度论权力的失控与控制

政府被赋予权力是必要的 ,但是政府被赋予的权力过剩却是危险的。人民赋予政府以权力 ,却无法驾驭政府 ,这与政府的权力过剩不无关系。因而要实现对政府的驾驭 ,应先解决政府权力过剩的问题。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控制中的权力较量——以对乡村教育阵地的争夺为中心的探讨

清末民初,新学教育将地方教育机构置于政府系统管理范围之内,使原来地方社区的文化传承变为超地方的“国家事业”。而地方的旧学教育势力却并非心甘情愿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就在国家与地方之间展开了一场以对教育阵地的争夺为中心的权力较量。在这场文化与权力的竞争中,尽管乡间新学始终没能战胜强大的私塾组织,但是传统私塾在新学教育制度的冲击和熏陶下渐渐流露出趋新的气象,二者并存、相融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非新非旧、亦新亦旧的乡村教育模式。     

权力下放、绩效责任与学校自我评估

权力下放与校本管理运动赋予了学校一定的自主权,但权力和责任必须相称。享有一定自主权力的学校,必须承担起学校发展成败和教育品质高低的责任。但有了权力,又具备绩效责任意识的学校并不必然就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能力而创造未来的组织,它还必须拥有自我评估、自我完善的机制与能力。赋权、问责与增能的有机结合才是学校转变为学习型组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简论自然法学对当前政权建设的启示

基于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之目的,从政治学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视角,研究自然法学与政府权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政府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同意"是合法性的前提以及政府权力必须有序运行三个内在法则,目的是使政府提高对正义、公平的认识,建设真正代表民意的法治国家,并且保证代表民意的法律能够得到如实的执行;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公民的自然权利受到宪法的严格保护;以限制政府权力为目的适当分权,并且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合理结合。     

政府权力悖论下的群体性事件审视

作为政府主导和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政府权力悖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群体性事件高度契合的解释范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悖论的存在和强化,催生“增长主义倾向”的政府,诱使公共权力异化,造成政策冲突,加剧了社会利益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政治信任的流失,将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激化。因此,政府权力悖论的消解是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本。为此,要转换社会改革主体角色,变政府主导型为公众参与型改革模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阻滞政府权力悖论的产生;构建完善的公民社会,形成对政府公共权力的制衡;同时,引入外部制度竞争,形成化解政府权力悖论的压力机制;特别是,必须建构制度生态,形成政府权力悖论消解的长效机制。     

自主财政偏好与地方政府竞争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持续遭受自主性税基损失,而转移支付又未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支出权力。基于这一典型事实提出“自主财政偏好”假说,认为被限制了自主支出权力的转移支付因不能对税基流失进行有效补偿而激发地方政府竞争。利用“取消农业税并实施转移支付补偿”的改革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取消农业税改革中损失越多的区县,改革后会新建更多的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而被限制了自主支出权力的转移支付不能减缓底向竞争行为。因此,“自主财政偏好”是更为贴近中国实践的地方政府竞争的驱动机制,这为改革和完善央地财政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实施二级管理的实践

正所谓二级管理,即在学校和专业部二级建制的基础上,赋予专业部一定的责任,根据职责的需要赋予一定的权力,使专业部在学校总体目标、原则的指导下发挥管理主体的作用。实行二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中等职业学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教育创新的必然要求。我校作为南京市创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理应有先进的管理体制与之匹配。     

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法律规制思考

如何认识、评价和规范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中的法律问题是事关政府间税收竞争合法与非法的界定标准,能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有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行为中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具体法律措施,有利于规范政府间税收竞争行为,保障经济平稳有序发展。     

论以院(系)为中心的大学教学管理体制的构建

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学校(或者说职能处室)为主体,转变为以院(系)为中心的教学管理体制,不仅是推进学分制改革,培养人才个性,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办学效率和效益的需要,也是增强办学特色,打造"品牌学院"的需要,更是协调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利,推进民主治校的迫切要求.实施这一管理体制必须遵循权责对等、目标管理、适度竞争等原则,并切实做好简政放权、经费承包、科学考评三个环节的工作.     

浅谈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问题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消极作用,如果管理不善、把握不力,极易导致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完善相应的法律与制度,学校应加强教育和引导,学生也应该注重自身管理和学习,这样才能够保证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合理有序地进行。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筹集措施的分析

我国高校经费紧张令人忧虑。政府应肩负起教育投入的责任;高校应通过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在保证教学、科研基本目标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投身于区域经济建设,为学校的发展筹集资金;政府、企业界与高校积极合作不仅有利于解决高校经费问题,更有利于政府通过组织、协调来增强国力,也有利于企业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增强竞争力。     

"教育民营"的理念与制度创新设计

"教育民营"是指由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教育制度."教育民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它增进了教育公平和效益.在"教育民营"制度中,政府退出教育活动的微观管理领域,其职能在于维护和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凭证制度"和"开放一切(除军事等特殊领域的教育外)教育服务领域"是"教育民营"制度架构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民营"既是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     

试论基础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与实现路径

础义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基础性通用人力资本。基础义务教育的目标模式应当是建立以中央政府统一发放的义务教育券为基础的竞争性义务教育市场,这个市场要让每个学生都有展示自己潜质的平等机会。通过教育券推进公平,通过学校之间争夺生源的竞争提升效率。基础义务教育需要延长到十二年,范围需要扩展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全民基础义务教育经费可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所有地方都由中央财政全额支付;二是在区分基础义务教育毕业生净流出地和净流入地的基础上,前者费用由中央财政全额支付,后者费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分担。要建立学校教育质量信息的有效披露机制,克服学校和家庭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弊端。     

优质教育视野下英国学院类学校的教育政策解读

英国的学院类学校最早建立于2002年,至今走过了十几个春秋,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各届政府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央政府在中小学中的作用逐渐强化,地方当局的权力日渐式微,尤其是新一届保守党政府的激进转制,使中央政府控制基础教育的角色凸显,但学院类学校政策的宗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仍是为了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聚焦整体优质的教育,体现了其较强的连续性。以"优质"为核心支点的英国学院类学校政策,为我国中小学教育政策取向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关系是研究政府行为的一个关键方面。这里拟运用博弈论的部分原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建构,进而探讨协调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间博弈关系的主要对策,指出中央政府要作好宏观调控的定位;规范政府执政行为;加强监督加强政府官员的思想素质培训;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争取利益“双赢”。     

论中国基础教育领导管理体制的分类分权改革———以 1977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依据

中国1977年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方面先短暂推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以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的体制,接着进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或“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改革与调整,后推行“以县为主”、“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这些改革特别是1985年到2000年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留下的教训比较深刻。根据其中的经验教训和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中国未来还需要按照以下思路来进行基础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改革：辩证地认识改革及相关问题;遵循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进行分类改革;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管理环节;适度分权,将该下放的责权下放给相关的管理主体：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全县教育的责和权;给学校较大的管理权力特别是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     

“最多跑一次”改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行政创新运动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我国“放管服”改革的一大创新，但是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知。步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政府改革的指导原则。在公共行政实践创新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沟通，表征了政府对人民服务效能的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承诺，克服了政府本身的“索取”欲望。在公共行政理论创新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试图融合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长期争论，兼顾政治与行政、公平与效率、私利与公利的二元价值。要巩固和升华改革成果，让“中国话语”在公共行政领域落地生根，仍需探索“以人民为中心”与“以领导为中心”、依法治理与柔性治理、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之间恰当的平衡点。     

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教育述论

民国初期,在政府主导下,北京社会教育逐渐兴起。政府的主要举措有:明确社会教育性质及提出实施社会教育规划,成立管理通俗教育的相关机构,明确通俗教育的教育经费,采取措施保障通俗教育顺利进行等。当时,北京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通过学校式社教机构和社会式社教机构来完成的。学校式社教机构包括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贫儿半日学校和注音字母传习所;社会式社教机构主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阅报处、图书馆和公园。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的各种社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京普通市民的智识水平,改变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中国教育产品提供方式的现状分析和政策选择

教育部门主要提供个人和社会所需要的教育产品.教育产品的提供方式是教育资源配置和利用决策中的核心问题.教育产品的基本属性表现为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消费上的竞争性、受益上的排他性、正外部性、公益性,政府资助是促使教育产品供应最优化的重要条件.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具有公益性的私人产品,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基本上是私人产品.当前我国教育产品提供方式的基本格局为义务教育产品以政府生产和提供为主,市场生产和提供的范围很有限;非义务教育产品虽然主要依托政府生产和提供,但近期市场生产和提供的份额越来越大.今后我国教育产品提供应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和学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政府应成为公办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和民办学校的支持者;市场提供社会所需的数量有限的赢利性产品和较大量的非赢利性产品;中介组织更多更好地参与产品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各级各类学校积极采用科学、规范、高效的运作方式提供数量足、质量高、社会所需的各类教育产品.     

高等学校文凭生产功能的理性审视

高等教育在生产教育服务的同时,也生产着文凭。文凭（尤其是高等教育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证明劳动者能力的一种强信号,高等学校文凭作为一种劳动力市场信号,必须充分彰显其拥有者的工作能力;作为一种政府管制手段,必须着力建构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良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