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布局·文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读后

新时期以来,被冷落多时的西方史学的研究,在中国史坛也勃然兴起,且成绩斐然,令人瞩目。前几年,我们已读到过若干这方面的著作,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化丛书”之一、由张广智、张广勇合撰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一书,无论在考察西方史学的视角、全书的布局、构架,还是在行文写作等方面,都富有新意,颇具特色。在这里,我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践,谈谈个人读后的一些感受。(一) 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这是本书的副题,它既是对书名《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的一种诠释,更是和盘托出作者写作本书的宗旨。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即西方史学之文化分析这一课题的提出,一下改变了人们对西方史学观察的视点,以这种写作宗旨为导引,使本书有别于传统的史学史,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中西传统史学略论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西方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惊叹道:“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从文化历史溯源,中国史学不仅是古代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显学”,而且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之最深渊薮。如果说在古代社会,西方世界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哲学和宗教文化,那么中国精神文化的最大载体则是史学文化。因此这是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巨大差异现象之一。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严肃的游戏者与游戏的严肃性

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是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游戏论专著，赫伊津哈为游戏精神在当代的高扬作出了无法抹煞的贡献。虽然，赫伊津哈的理论不免给人以泛游戏论的印象，但他赋予游戏的高度严肃性与极富包容性的人文精神不但为游戏论注入了新的内涵，更为人类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特别的游戏视角。他的游戏精神在现代以及后现代人文科学论域中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提升。     

《历史》：求真与经世的统一

希罗多德广泛搜集史料、不拘一格批判史料,具有求真意识,从而开创了西方史学,他的著作也在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体现了巨大的经世作用。《历史》是“求真”与“经世”的统一,希罗多德无愧于“史学之父”的称号。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     

《史记》《历史》比较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以司马迁为旗帜,史学酝酿发展,两千余年,蔚为一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西方世界则以希罗多得为先锋,承继希腊传统,迄至今日,史学绚丽辉煌。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记》与《历史》,看上去,两者风格迥然相异,无可比较,然而他们同属历史学家,一东一西,相互辉映,司马迁的《史记》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由于撰成《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史籍浩若烟海,其中恐怕就是《史记》和《历史》对于东西方史学乃至整个文化影响最大。将两者互作比较,究其短长,将有益于新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重大影响

１９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攻击与冷落。进入２０世纪，随着传统史学弊病的日益暴露以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马克思正确判断的验证，特别是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西方最大的史学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表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遗产对西方史学界普遍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他们思维方法的一部分；二是西方每一国家的史学界都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年鉴学派,在与实证主义史学的较量和争论中,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弊端,形成了与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型存在明显区别的新的史学范型.这一新史学范型,不仅为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而且为教育史学研究中正确处理教育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与教育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年鉴学派所构建的以“历史时间”为核心的叙述体例和他们所倡导的以“问题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教育史学研究及其方法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产生的改革思潮与风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为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而积极研究西方各国历史。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变法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抨击封建史学,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观初步形成。资产阶级史学虽呈现一时的兴旺,但其本身的局限性无法促进史学的繁荣。“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使史学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克罗齐史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克罗齐在对西方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中提出和构建了他的史学理论,克罗齐理论所包含的“历史即哲学”、“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等史学思想不仅对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而且它对中国当代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克罗齐史学理论时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论中西文化在服饰设计中的表现

从史学的角度 ,探讨中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服饰的影响。西方传统文化以科学为依据 ,易接纳新生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思想 ,相对而言较保守、重伦理 ;西方服饰演变的节奏快 ,而中国的服饰演变节奏慢 ;西方服饰以展现“人体美”为特点 ,而中国服饰则以其含蓄、象征意喻历经五千年。近代中西服饰并非各有千秋 ,10多年来 ,中国服装的起飞 ,从总体上来说是模仿西方的结果 ,当代世界服饰以西化为总体走向     

由文入史：从缪钺先生的学术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

缪钺先生的学术风格以“文史结合”著称。从史学研究观点看，“文史结合”最重要的核心是将文辞视为一种考证工具（而不仅是史料）。从中国现代学术文史分途的发展过程看，缪先生的学术风格并非“主流”，然绝非特例。一批经历与之相似的学人的事例表明，在现代史学与传统学术关联的意义上，除了“由经入史”外，还存在一条“由文入史”的道路。深厚的文辞修养在五个方面对他们的史学观念和实践提供了支援作用：对“人”的关注、对人情感世界的注意、“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意义”的发掘、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西方编纂殖民时期非洲史之逻辑特征

西方工业革命的启动，使其将触角伸向了非洲。同时也将自己对历史的表述方式视作经典，最终使非洲的历史或史学中的非洲成了西方魂魄的附身。西方对非洲史的编纂，尽管从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确实可以导出一些革命性的原则，也可挖掘出某些能动性机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却不乏西方以杂色的观点为非洲史提供标准的尝试。非洲史官僚化与殖民化计划搅合在一起，造成了在殖民者把历史引入非洲之前其是没有历史的错觉，最终塑造了西方史学对非洲历史文化产生影响的事实。随着非洲的纷纷独立，在新的经济因素与政治结构的影响下，西方的非洲史学经历了一次转变，进入了清点存货的时代。     

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

湖湘文化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治史传统.近代以降,湖湘学人分别参与了西方“新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从而促成了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转型后的中国史学,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便包括湘籍历史学人的突出贡献.     

徐复观治史渊源述略

徐复观认为，史学的价值必须对现实人生和民族文化有所鉴戒。他以心性史观为基础，显扬史家主体意识，认为治史的态度比方法重要。徐复观治史渊源脉络的形成有四方面的因素，对时代学风的反省批评，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与拓展，关注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向及汲取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