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海寰与美日版权谈判

通过对清朝商约谈判代表吕海寰与美日在商约谈判过程中针对版权保护的内容,从中国立场出发,尽力斡旋,在翻译、出版书籍内容,书籍保护时限,拒绝加入国际版权同盟等方面尽可能地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权益,维护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可能;吕海寰在商约谈判过程中关于版权保护方面的表现有利于中国版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版权保护意识的发展及版权保护法制的建立历程。     

中国古代版权保护论略

图书印刷业的发达是版权观念产生的前提，中国因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版权观念与活动。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在某些方面已接近现代版权的内涵．在世界版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版权保护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     

宋代出版文明新论

宋代是我国雕版生产方式书籍出版史上的"黄金时代",构建起了灿烂的出版文明。宋代出版文明是宋代文明的标志性文明之一。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刷印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以及富有特色之书院出版、寺院(道观)出版系统,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此后出版的基本模式。国家及社会机构、组织与个人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出版业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业(职业)。全社会形成了创作→编辑出版→发行→阅读一整套出版产业链与出版意义链。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了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宋代社会公共阅读空间得以赖雕版图书的大量生产而变为现实。这对宋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成意义,乃至对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产意义其价值之巨大之深远之丰富,实在是无法估量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宋代,是宋代书籍出版史上一项伟大发明。     

知识地方性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版权制度

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版权制度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争议。中国古代存在不同的文本制作主体,从而有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种不同的形式,而这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下有不同的版权保护机制。因此,中国古代虽然不存在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但自有一套版权制度。     

宋朝司法腐败现象简论

宋朝是继唐之后法制成就最辉煌的时代,在中国封建法制发展史上,达到了最高峰。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自行实现其社会价值,只有通过任官行法,才能实现法律的社会功能。而在宋朝,由于吏治腐败的发展,司法腐败则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严重削弱了宋代法制的实现和社会功能的发挥。     

论宋代版权意识的形成和特征

宋代发达的出版事业促使了版权意识的觉醒 ,出现了最初对书籍采取保护版本独占权的措施。宋代的版权意识最初只是体现在官方“出版权”上 ,其性质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或著作权。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 ,渐渐出现了含有民间保护的“出版权”、“翻印权” ,并进而有了初步的“版权”意识。宋代的版权意识虽然只是一种著作权、出版权保护的雏形 ,但从封建特许权发展到著作权 ,从封建君主对出版权的控制发展到民间出版业的“出版权”、“翻印权” ,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代表着中国版权法发展的方向     

论"无讼"

"无讼"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统治阶级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并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无讼"产生根源及发展过程这一问题的探求,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关于法律本土化和法律移植这个问题上作出适合中国的选择.我们要正确对待本土法律文化资源,以免在构建中国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多走弯路.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立法滞后的现状威胁着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及群体和民族的个性.历史和实证分析表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性,版权保护应当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中的核心手段.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是多层次的.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是原始的版权主体,传承人等相关主体则依其付出的劳动的性质获得相应的版权或其他权利.通过群体的代表或组织承担相应权益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集体版权实现的有效途径.应当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构建相关的侵权行为和法律救济制度.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宋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

宋代是书籍传播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时期.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不仅改变了文字媒介的生产方式,使书籍得以大量生产,文字媒介得以更快、更迅疾地进入传播渠道,宋代的邸报、书籍等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还使得纸质媒介的生产成为一项社会事业,出版传播业由此产生,并使得编辑工作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编辑活动成为人类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中界和守门人.这一切对人类传播事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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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版权保护的研究

网络技术和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给版权保护带来了许多新课题。建立完善的数字版权法律制度,满足数字化时代权力分配和利益协调的需要,是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