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虔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中西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分析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以及利玛窦传教得以成功的方略,并进一步论述了基于基督教的传入而产生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始末及百年禁教产生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礼仪之争"不仅仅是基督教教义与神学问题,而且是中国到建政权与西方神教不融洽的结果。     

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明末清初时期的中西礼仪之争是海外汉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曾给中国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同时论争双方在欧洲发表的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催生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本文主要梳理了礼仪之争的不同阶段,使我们对其发展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探讨了它在中欧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彰显其研究的学术价值.     

中西“礼仪之争”与中国近代化转型——从话语之争到身份之辩

始于明朝的西学东渐浪潮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基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礼仪之争既体现了中西方话语权的冲突,更揭示了不同文明下的身份之辩。西方展示出一种相对开放的话语体系接受多元文化,而当时的中华帝国的话语体系则相对封闭,强调文化的内在系统循环性。在身份认同上,中西方均追求基于一元身份的中心地位,否认合作式的多元身份共存,这是中西礼仪之争的实质所在。西方以救世主心态对外散播其宗教文化,借助工业革命的浪潮,顺应了近代化转型的需要,最终形成了西强东弱的近代格局。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与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礼仪之争使双方的交流陷于停滞,最终东西方都失去了机会:基督教失去了扩大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e of China)是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并在这场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所以了解这本书对了解那场著名的争论不无裨益。     

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唐宋诗之争是诗史上的一大论题,也是明清之际诗坛的一个焦点。与别人纠缠于唐宋优劣不同,黄宗羲、钱澄之等人引入"性情"理论来否定唐宋诗之争,希望诗歌的写作能跳出模拟的窠臼,在抒发个人性情的基础上书写世运。在清初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钱澄之等人的思考与他们曾长期从事抗清复明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典制与事例:明中后期官员乘轿中的礼仪之争

轿子是明代高级官员普遍使用的一种交通工具,明初具有严格的乘轿等级制度,官员相遇时需要按照品级尊卑行避道之礼。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权势渐重,他们要求在礼仪待遇方面作出相应的改变。官员乘轿时相遇回避的秩序本有定制,但因阁臣、言官、庶吉士等群体势力的崛起,他们试图打破旧规,礼仪冲突由此而生。明廷在典制层面始终坚持品级尊卑的回避原则,而这并不能适用于明中后期的政治生活,导致当时官员大多达成按既有事例行事的默契。看似因典制与事例之矛盾引发的争礼事件,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权势角力。     

试论同治朝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之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美、法等国即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此后,外国使臣是否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成为中外难以逾越的外交障碍。中英修约期间和同治帝亲政后,外国方面再次提出觐见问题,并与清廷展开交涉,清廷内部亦就此发生激烈争论。1873年6月29日,日本大使和西方各国公使分别以作揖和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帝。这一原本属于外交范畴的礼仪之争带有明显而浓重的侵略色彩。同时,清廷觐见礼仪的变改,使其从天朝大国的自我封闭中醒来,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世界,这又是历史的进步。     

论译名之争对《尚书》西传的影响——19世纪中西文化争与合的一个案例

从明末清初至清代中叶,伴随中西文化交流日益繁盛,西方人(主要是来华教士)透过经典文献理解中国文化的主观意愿日渐加深。其间,礼仪之争与译名之争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刻,反映了中西文化相遇、碰撞、相适、融合的大致过程。学界较多侧重对其作独立考察,而较少关注它们与中国文化西传的关系,尤其是译名之争对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以及不同立场传教士在争论中的态度与倾向。作为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政史文献汇编,《尚书》尤为来华教士重点关注。他们努力找寻其中能被借鉴与利用的理据,从而为各自传教的主张与策略提供文献支撑。在礼仪之争的背景下,19世纪西方译名之争呈现出对立、反复、冲突的争论样态,既为后世考察《尚书》如何进入西方世界提供了一条主要途径,也提供了一个反思中西文化间争与合的重要视角。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戏曲中国”与晚清的“粉墨英雄”想象

晚清对戏曲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出于"新民"的目的而提倡的"戏"、"说"合一的"小说中国"理论,已经看到戏曲"剧本"对"营造人心"的作用;而稍后的戏曲研究者对剧场与舞台表演的功能的认识,已经涉及到戏曲艺术与"小说"的差异;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智"的现状使得晚清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粉墨"英雄遂成为"戏曲中国"的主体。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论沈荃对清初帖学的影响

沈荃为清初帖学流派中享有很高声誉的书家,他对董其昌书风在康熙年间得以广泛传播以及清初帖学兴盛局面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沈荃能有如此影响力首先应归于其翰林身份、书学修养及所处地域之优势.其次,沈荃对清初帖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对康熙皇帝书学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及能够使翰林书家的独立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等两个方面.     

钟姓源流考

据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有关专家的调查和统计,钟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38%,是当今第五十六大姓。寻根溯源,钟姓最初来自安徽凤阳东北之地,后来称盛于河南颍川,钟姓既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又是一个多源的姓氏,钟姓之源主要有四:改子为氏;以邑为氏;以官为氏;少数民族中钟姓。     

晚清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

晚清时期兴起的旨在提倡西学、融合中西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中国文化史上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它因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它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

红楼梦全面反映了清初的民族斗争,即:应仕与反应仕、尊理学与反理学、“末世”与“盛世”、华夷有别与华夷无别的斗争。作品通过塑造鄙视功名的主人公形象,歌颂了不仕清的民族气节;通过反映劳动人民和广大妇女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本质和清朝的黑暗,批判了封建纲常思想,戳穿了清统治者的“盛世”谎言,打碎了反清的思想枷锁,宣传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抗思想。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作品思想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