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影响文学的七个层次——《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

《周易》与文学关系密切,关于《周易》影响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周易》对于文学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文学作品中对《周易》语言典故的借用、对《周易》易象的借用、对《周易》易理的阐发、易学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对艺术思维方式的影响、对艺术结构的启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等。《周易》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是全方位的。从理论到创作,从创作到批评。从文到诗,从小说到戏曲。从简单的使事用典,到作品结构的借用。从"易象"活用到"易理"阐释,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深深影响了大批的文学家创作素材、艺术构思以及文学思想。     

从《易泛论》看王安石《易》学的训诂特色

王安石的《易泛论》是一篇解释《周易》字词的专章,反映了其治《易》注重训诂的特色。本文从《易泛论》与《易解》的关系入手,通过对《易泛论》所释字词与《周易》卦爻及诸传对应的比较分析,结合《周易》语境,对王安石治《易》的训诂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百家之魂:《周易》哲学对先秦诸子的基本规定

《周易》哲学正式确立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其"一阴一阳之谓道"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形而上学母题,所以《周易》哲学是古代中国的文化核心,纲领着整个中华文明的从精神到现实的各个方面。《周易》哲学与诸子百家的关系是全方位的,成为先秦诸子百家的"活的灵魂"。儒法道兵墨农医,无不鲜明地展现出《周易》哲学的精神气质。道家的"负阴抱阳",儒家的"仁义之道",兵家的"虚实之谋"等等,都是《周易》哲学的百家诠释。尽管诸子家家殊异,各个不同,但都是《周易》哲学的专门化发展,这种统一性展现出《周易》哲学中的强大的辨证力量。从历史上讲,《周易》哲学是百家之"母";从哲学上讲,《周易》哲学是百家之"魂"。     

支遁诗文援《易》解佛探幽

东晋高僧支遁留存下来的《支遁集》存在大量援引《周易》词汇的现象。从支遁诗文援引《周易》义例中可以看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国僧人是通过“格义”方式解读领会佛教理论的。一定程度上,《周易》与佛教的思想相通是支遁对《周易》思想熟稔运用的基础,支遁个人对《周易》的学习与接受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周易》之婚俗婚礼考论

《周易》与古代礼制、礼俗关系匪浅,《周易》中具备五礼,《周易》的许多卦爻辞反映了上古时代我国的婚俗婚礼情形,详细考论了《周易》中的奇异的婚俗现象,虽以男娶女为正,但亦有母系制残余,并考论了媵婚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礼制情况,如“反归以娣”、“归妹愆期,迟归有时”等爻辞。《周易》时代的许多婚俗婚礼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而男娶女为正等婚姻六礼的实行则一直延续到晚清。     

从《易传》对《周易》古经诠释的错位看其价值观的特色

《周易》古经是对中古时代社会生活风貌的自然描绘,反映了当时人类社会的现实.而《易传》反映了当时儒家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周易》古经与《易传》在价值取向上有鲜明区别,是一种"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文章侧重于文本的价值观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以对进一步厘清《周易》古经与《易传》关系提供一点参考.     

《周易》与量子物理学

安阳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殷商甲骨文的故乡,羑里是《周易》的发祥地。特别是1990年10月15～19日在安阳举行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易学研究者与自然科学研究者欢聚一堂,对《周易》进行了开创性的研讨,突出地显示了科学易学派的异军崛起,方兴未艾,显示了《周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拓宽《周易》的研究领域,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不同的学科,以科学的态度对《周易》进行研究,并探索《周易》在当代的应用价值,消除在《周易》研究中的落后和神秘主义色彩,使《周易》研究沿着健康的轨道向纵深发展,交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普及《周易》的有关基本知识,我刊从本期起特辟“《周易》与应用”专栏,欢迎潜心研究《周易》的方家学者,惠寄大作。     

《周易》时代的四重世界认知模式及其沟通

一、四重世界的认知模式《周易》经文大体成书于殷末西周之初,十翼则大体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周易》本为卜筮之书,与巫术有源远流长的复杂关系。《周易》是古人用来处理天神、地祀、人鬼与人四者之间的变化沟通关系的重要经典之一。汉代的著名象数派易学家京房早就认识到《周易》是处理天神、地祗、人鬼与人之间的经典,《京氏易传》卷下云:“孔子曰: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京氏认识到《周易》包含天、地、人、鬼四重世界,殊为难得。《周易》首乾卦,乾为天,次为坤卦,坤为地,可见,《周易》十分…     

《周易》古歌研究方法辨析

《周易》古歌研究目前已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和先秦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周易》古歌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以《诗》观《易》"逐渐树立。对象与方法相互依存,《周易》卦爻辞文本结构与审美特征的把握,是《周易》古歌研究的基础。从一爻之内歌谣的解读到一卦整体上诗歌特征的发现,是《周易》古歌研究史上的重要进展。     

阳明心学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试析

宏博深邃的《周易》是中华文化不竭的智慧源泉。家学、出身使王阳明与《周易》有特殊的渊源。王阳明于困厄中研习《周易》,促成了龙场悟道，《周易》对他及其观念学说的影响由此开启。《周易》整体、直觉体悟、见仁见智的观念，启发他形成了以内心体认为特征的阳明心学。王阳明从《周易》中汲取智慧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对《周易》观念的化用最为常见。那些内化为阳明心学的观念学说与《周易》有内在的关联，这反映出阳明心学对《周易》观念的嬗变。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     

唐代三教融合思潮对白居易思想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融合,构成了唐代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在中唐诗人中,自居易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智慧,真正体现了三教融合这一时代精神.在唐宋文化转型之际,自居易更以其独特的诗歌风格和人生思考,开种种风气之先.     

白居易子嗣考辨

白居易的子嗣情况一直是困扰历代学者的难解之谜。通过对《白居易家谱》、《白邦彦墓志》等新发现的文献进行详细考辨之后，发现白居易确实是以侄孙阿新为后，阿新为白景受之子白邦翰。白景受即龟郎，他作为嗣孙之父，而被视为白居易的嗣子。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司马青衫湿几许无限愁容迁须磨－－谈谪贬时期的白居易对《源氏物语．须磨卷》的影响

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语>被誉为日本文学的高峰.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典籍者凡185处,涉及著作20余种,其中涉及白居易的诗40余篇,引用106处,其中江州司马时期的作品引用得颇多.本文对照被贬时期的白居易和物语<须磨>卷中的源氏形象,从被贬缘由、被贬后的心情、携带物、居室、用具、衣服、被贬后的待遇、诗文的引用、退隐后的思想认识、赦免契机等方面,指出了物语<须磨>卷对江州司马时期白居易形象的有关摄取所在,探讨了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及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学良好的吸收状况.     

白居易佛学依止及其诗歌成就辩难

白居易在参差多姿的元和诗坛是一显例。他曾毫不含糊地以我佛弟子自命,并虔诚地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忠实地栖心释氏,却不能保证佛禅修习的得心见性,级质不高,进阶未远,之于佛学的依止不甚深,与此前的王维、同时代的刘禹锡,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个中原委,陈说成难。白氏痴于诗,迷于吟唱,常常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从接受史考稽,白诗流播亦广远,许多篇什透着佛禅气息,传递出对人生高妙的感悟,然而学人之于白诗的总体评价不高,此又成白诗研究的学术难点。苏轼的为难情绪或许代表了选家的心态:不与饭俱咽,即与饭俱吐,真教人难能所以。析难辩难,大致有如下原因:一是其对于佛学信仰大多止于礼仪化,难窥堂奥;二是牵挂见多,用志歧纷,儒释均未得真谛,往往在达际思想中隐,穷时又急于兼济,进退失据,信仰无凭依;第三,白氏之于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认识,与佛禅相去嫌远,其所执信、执着追求的八言不化、至哉八言等,早已落入禅家不屑的言筌;最后的原因更隐蔽些,虽不便缕析条陈,总觉与诗人的胸襟、志趣、操守有关联:史上白氏的好名、爱官职、爱富贵以及太过惜身,独怜自爱等等,似乎都无可厚非,然而就精神世界绝胜之境的营造建筑来说,很可能就是前前逝去,后后生起...     

“元、白”的无嗣之忧及其文化心理意蕴

元和文坛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的元稹、白居易,二人除了文学同声相契、名位相等外,均有深沉的无嗣之忧,由于问题本身具有的回避性,向来是“元、白”研究中的盲点之一,一直没有人对此进行集中探讨。但是,通观二人创作,无嗣之忧实际上是二人生存心理的重要构成因素。以此为出发点,不仅对理解“元、白”二人生存哲学的整体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理解与之相关的整个传统文化心理意蕴也有着相应的意义和价值。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