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

唐传奇《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 ,它所讲述的爱情悲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始乱终弃” ,实际上是女性“自献”的悲剧 ,其根源则是传统两性文化中以“男主女从”为要义的男权意识。     

从清醒到梦想：西厢故事流变论

《莺莺传》为元稹招来了千古骂名,学者多以为其自寓的张生被当作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文人而屡遭批判,而崔莺莺则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敢女性而备受称扬,但实际上崔张都经历了追求、反思与逃避自由爱情的心理发展历程。《董西厢》、《王西厢》为董解元、王实甫赢得了千古美誉,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颂歌而备受青睐,但实际上崔张只不过谋求在封建礼教的框架下为感情留下可怜的发展空间,并未自觉主动地否定封建礼教而确认自由爱情的独立价值。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王西厢》的发展,体现了古代文人从清醒到梦想的心理流变历程。     

试论张生形象的演化

张生形象在《莺莺传》、《董西厢》和《王西厢》三部作品的动态发展中不断演变,其表现为:一、爱情萌动中的张生形象逐步完美。二、爱情发展中的张生渐趋刚毅和执著。三、爱情结局中的张生越来越忠贞。三部作品中张生形象意义的不断推演,反映了三个时代对爱情、婚姻以及礼教的不同态度。张生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作品中越来越明显的进步思潮,张生越来越主动自觉的爱情追求,是这一系列作品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客体,张生也因此成为耀眼而又典型的文学形象。     

张生与元稹——兼论《莺莺传》的主题

在唐人小说中,元稹的《莺莺传》不仅“振撼文林.为力甚大”,而且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品。千百年来,传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与作品的复杂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尤其张生形象,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因为传奇虽以“崔氏小名莺莺”剧“名篇”,但张生不仅系当事者之一,且为故事描述的中介人物。只有从此入手,才能彻底揭开作品的主题之谜,并正确评价它在中国言情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一张生究竟何许人也?他对莺莺为何要“始乱终弃”?以往,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无行文人。有人说:张生抛弃莺莺,乃为“别婚高门”。其实,“从《莺莺传》本身看,     

论唐僧形象的演化

论唐僧形象的演化张锦池一、小引玄奘形象的演化，由《三藏法师传》而来元取经故事而世本《西游记》，是个历史发展过程。人物之来历的日趋神异化与精神境界的日趋世俗化，构成了这一演化过程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方面。概乎言之，其来历是由“动而璋特达”的世家子弟演变为...     

元稹百年研究综述

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是现代意义上元稹研究的开创期。建国后的研究范围渐渐涉及元稹的品格与《莺莺传》,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此时最重要的成果。"文革"时元稹研究曾一度停滞不前。新时期至八九十年代,涌现一批成果,但90年代的成果中有一些精品。新世纪初,学界主要关注元稹生平、节操、创作及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

根据先秦时期数词组合方式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演变情况，并结合其他方面断代的条件和标准，本文论证了《逸周书·世俘解》是武王克商后不久的作品；今文《尚书》、《仪礼》经文、《春秋》、《周礼》等是战国前期之前的作品；《周易·系辞》、《穆天子传》等是战国早期至中期的作品。其他有争议的作品中《左传》、《国语》应是战国中期的作品；银雀山竹简《吴问》应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金瓶梅》价值新论

《金瓶梅》价值新论姚莽《金瓶梅》写的是什么？书的开头就作了回答：“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牝牡相诱谓之“风”，男女相爱谓之情。“风情”，也就是“性爱”。）洋洋百万言的《金瓶梅》，刻划了众多的人物，描绘了广阔的社会情景。有人...     

二ОО四年唐传奇小说研究综述

韩国学者成润淑在《从〈李娃传〉看唐传奇的典雅性与通俗性》中谈到唐传奇中“反转”情节的运用。雷紫瀚在《〈柳毅传〉的思想观念及其史证价值》一文中,对《柳毅传》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所具有的史证价值作了探讨。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开端,蕴含于唐代豪侠传奇中的“武”、“侠”观念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日本学者冈本不二明的《唐代传奇和树木崇拜——槐树的文化史》一文关注了唐传奇中与槐树有关的充满幻想的故事。另外,李剑国和美籍学者韩瑞亚合作的《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一文主要就唐传奇的一些作品中以亡灵这一独特主体来追忆往事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探讨。     

悲哀即美──论川端康成后期“性爱小说”的审美意识

悲哀即美──论川端康成后期“性爱小说”的审美意识湖北宜昌师专中文系肖四新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对他毁誉褒贬，对他后期创作的几部被称为“性爱小说“的作品──《千鹤》、《山之音》、《睡美人》、《一只胳膊》、《湖》等更是众说纷纭，...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高句丽中期国情新考——以《梁书·扶桑传》为中心

在已经确认《梁书·扶桑传》是慧深以高句丽中期国情为蓝本而杜撰出来的故事后,既要对《梁书·扶桑传》的史学价值做出新的认定,也要进一步发掘其史料价值。《梁书·扶桑传》在高句丽中期国情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杜子春故事”对朝鲜《南宫先生传》的影响

比较文学领域的类型学研究,既适用于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也适用于有所接触的文学现象,只要文学现象存在共通点与契合点,便可能蕴含深层次的文化动因。朝鲜许筠所著的汉文小说《南宫先生传》与中国唐传奇《杜子春》及"杜子春故事"系列小说在题材、故事模式、叙事特征上均呈现类同化特征。《南宫先生传》与"杜子春故事"同为历史修炼题材,讲凡人离奇遇仙修炼。中国和朝鲜的修炼小说情节呈现出类似的三大步骤,小说中修炼人形象实为"仙才之难得"等仙道观念的承载者,中朝修炼小说均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两国作者极力运用想象、虚构和夸张,创造出神奇怪谲的道教世界。《南宫先生传》受到以《杜子春》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小说的影响,同时又濡染朝鲜民族的文学特色与许筠个人的宗教修养及创作趣味。《南宫先生传》与中国"杜子春"故事模式的类型学阐释,验证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文化心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着结构相似性,文学类型因此构成。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冯梦龙增补《新平妖传》的贡献

冯梦龙将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增补成四十回本《新平妖传》,不仅弥补了原书人物来历不明、故事交代不清的缺陷,而且将主要人物王则、胡永儿等妖魔化,又明确提出“妖由人兴”的观点,还补写了大量的世情故事,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     

关于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补充意见

中国上古时代就有了关于龙的传说。可以说,龙是中国的土产。但是,在印度故事,主要是佛经故事传入中国以后,印度古代关于那伽的故事也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龙的形象发生影响,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过渡,到唐代便出现了《柳毅传》这样脍炙人口的龙王龙女传奇。     

光荣与梦想——重温奥运经典影片

正泰戈尔有言:"静止便是死亡,只有运动才能敲开永生的大门。"从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诞生第一部奥运电影开始,用电影方式记录历史就与奥林匹克运动联系在一起。国外有不少经典的奥运题材电影,比如《奥林匹亚》、《东京奥运会》、《巴塞罗那奥运会》,也有以励志故事打动人心的《阿普正传》、《烈火战车》等。国内电影市场则有《一个人     

关于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补充意见

中国上古时代就有了关于龙的传说。可以说,龙是中国的土产。但是,在印度故事,主要是佛经故事传入中国以后,印度古代关于那伽的故事也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龙的形象发生影响,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过渡,到唐代便出现了《柳毅传》这样脍炙人口的龙王龙女传奇。     

《呼兰河传》价值及其它

一、怎样评价《呼兰河传》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任何文学作品都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切身感受有直接的关系。曹雪芹如果不是生长在清王朝一个殷豪显宦之家，青少年时期经历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后来又有“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亿繁华”的痛切生活感受，他是写不出流传千古、永世不衰的伟大不朽之作《红楼梦》的。《呼兰河传》虽然抵不上《红楼梦》，但也是萧红经过长期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之后，叼着辛酸的眼泪，怀着无限思念的感情创作出来的。《呼兰河传》恰如其名，它既不做人物性格的刻画，也不在…     

王筠《说文系传校录》之成书及价值

王筠《说文系传校录》(简称《校录》)对徐锴《说文系传》的字头、释义、音切等内容做了全面校勘和研究，成为清代《说文系传》校勘研究的集成性著作。该书初为校补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而作，后另择善本进行系统校勘。在征引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见出土文献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考证详尽，规模庞大，创见精审，取得了重要成就。《校录》一书集中体现了王筠对《说文系传》的研究成果，为其“《说文》四大家”之一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