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

用“民族”一词通译或混译欧洲语言（以英语为例）中的ｎ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不只是学术术语混乱的问题，而且隐含着政治问题。不宜用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来指称我国的“民族”。“国民－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理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它不是普遍真理，在当代已成为引发民族冲突、民族分裂的祸源，危害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本世纪初在美洲产生并对许多国家有影响的“多族群国民－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的构想，是对传统的“国民－国家”理论的修正，但它不符合小民族的现时愿望与发展趋势。基于这种构想制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普遍归于失败。“多民族国家”（ｓｔａｔ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术语"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７世纪中叶的西方。此词除去政治学的含义,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因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用的是单数。实际上,在“民族国家”里除了建立国家的主体民族外,还居住着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民族中...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

本文强调了以下五点：（１）“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是有政治性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形成的。（２）英文ｎａｔｉｏｎ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等可表示“民族”含义的词有不少区别：前者所指范围更大，侧重于全体国民，政治性较强；后者所指范围较小，侧重于一国内部的某一部分国民，文化性较强。（３）与第二点相关的是，中文里的“民族”是有层次的：“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可视为ｎａｔｉｏｎ；而“汉族”、“苗族”、“回族”等中的“族”则接近于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４）不仅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存在民族主义，而且在多民族（实际为多族体）国家中也存在民族主义。（５）正是因为民族有不同层次，所以民族主义也有不同的表现层面，应全面看待。本文坚持认为，民族主义应被看作是以政治性较强的民族为中心的一套思想、理念、纲领和行动     

先进的民族政治文化及其理论和制度创新

1 .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以民族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追求殖民地人民同宗主国人民一样具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并由此形成了“国民—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的理论。这种理论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的民族政治文化 ,它是 1 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文化和后来的世界性民族民主运动文化的一部分。但是 ,国民—国家理论不能解决一切民族问题 ,它造成了许多多民族国家长期受民族分离主义和同化主义的困扰 ,由此导致的民族冲突甚至战争的灾难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了人类社会的…     

自治与共治:对西方古典民族政治理论的宪政反思

西方古典民族政治理论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有关 ,它是西方殖民时代后期的产物 ,其理论基础源自于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 ,属于公民政治的范畴。从宪政的角度来讲 ,现代西方宪政理论也是在“公民政治”和“公民权利惟一”的理念上建构起来的 ,在其进行国家政治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将民族关系作为宪政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宪政理论上往往疏于研究。本文旨在从民族共治理论出发 ,揭示西方宪政理论中存在的误区和片面性 ,进而指出民族共治理论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政治问题 ,而且也应当是多民族国家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问题。     

“跨界民族”改“跨界人民”仍会造成新的歧义——与朱伦先生商榷

作为《世界民族》的读者 ,笔者一直关注着朱伦先生和乌力更先生有关“跨界人民”概念的讨论 ,颇有收益。在读了朱先生的两篇文章后 ,笔者也有一些疑问冒昧向先生提出 ,谬误之处 ,还请朱先生和读者指正批驳。一朱先生主张将“跨界民族”改译为“跨界人民”的根据之一是汉语中“民族”与西方语言中“ｎａｔｉｏｎ”的概念一致 ,而西方语言中“ｎａｔｉｏｎ”意指国家或国民 ,所以“跨界民族”之说不能成立。但朱先生却避开了汉语中“民族”一词除广义概念之外 ,还有狭义概念 ,而狭义概念中的“民族”并不是指西欧语言中的“ｎａｔｉｏｎ”。汉…     

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民族”理论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民族理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应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出发找回“国家”并给予其以民族之上的位置,即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去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基础层次的民族关系、上位层次的国家全局、“国家—民族”关系互动下的中国式现代国家发展。同时,“国家—民族”理论并不是西方所言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国家认同至上,将国家统一、政治一体奉为第一价值同时包容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国家主义”,这一理念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也对当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批评,反映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分歧之一,是对“文化”和“血缘”在民族形成中之作用的认识不同;分歧之二,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的认识不同。而分歧的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即：即立宪派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两派为此发生激烈争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最终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以及其他反清王朝力量的基本共识。     

《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题解

民族分立主义混淆了国家与民族的区别,主张每个民族应有自己的国家,其结果引起了民族分裂式民族自决,导致了多民族国家中的许多民族问题。     

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评析

加拿大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提供了保留文化差异和促进民族融合的社会条件。加拿大“多元一体”的民族特性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得以形成和被承认的。 1 971年加拿大政府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是针对“二元文化”而提出的。 1 988年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标志着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加拿大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政策推动了加拿大人对民族多样性的现实态度 ,它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原则受到了广泛一致的肯定。多元文化为加拿大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价值无穷的力量源泉 ,也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世界其他国家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范例     

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

现代民族政治意义上的自治产生于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的暂时妥协 ,存在着排他性和从属性这一对难解的矛盾。中国等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生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自治观念 ,实际已走上了民族共治的道路。民族共治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它是“后自治”民族政治生活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的命题。当代民族政治理论应当以共治为核心思想进行构建 ,并赋予自治新的含义 :“民族政治性组织合法”加上“民族政治人格平等” ,应当成为自治的新概念 ,对此可以“当家作主”来界定 ;由这种新自治观出发 ,共治就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二者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民族共治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批判各种片面的和非理性民族政治观念的武器 ,而实践价值则在于它是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实现民族关系平等、自由与和谐的工具     

“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

汉语“民族”一词具有英语ｎａｔｉｏｎ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部分含义。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是“民族”的基本特征，因而“跨界民族”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将“民族”与英语中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或ｐｅｏｐｌｅ概念联系起来，是产生“跨界民族”说的根源。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是文化人类学概念，ｐｅｏｐｌｅ则是历史学概念，这两个概念不可等同于ｎａｔｉｏｎ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因而不可译为“民族”，可考虑分别译为“族群”和“人民”；由此，“跨界民族”亦应改称为“跨界族群”和“跨界人民”。“跨界人民”是一种业已分化的“历史民族”，不再具有现时的民族同一性。现代泛民族主义者试图重建“跨界人民”的统一是不现实的和反历史的，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政治参与中的政治冷漠研究及其民族政治学价值

政治冷漠现象长期受到西方政治理论家的实证性关注,同时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基于各自立场也对其展开不同的价值评判。在政治参与概念框架下,关于政治冷漠的既有经验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西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理论也分别借助公民身份、民族、国家等概念阐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态度与解决方案。民族政治学应当在全面引介相关理论观点的前提下,多角度审视西方理论给中国民族问题提供的思想资源,避免偏执化理解带来的误区。     

民族认同构建视角下雅利安主义在伊朗的散布与影响

雅利安主义在欧洲的起源及其在伊朗的散布是世界民族国家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脱胎于欧洲东方语言学的雅利安种族主义思想自19世纪后期传入伊朗后，经历本土化和纳粹德国的影响，而成为伊朗界定自我、区别他者的重要认同工具。作为自我东方化的错位认同，伊朗雅利安主义以所谓共同的雅利安身份而将西方视为“我们”,以非雅利安的阿拉伯人等族群为“他者”,渲染雅利安种族优越与伊朗文明的辉煌。它迎合了伊朗巴列维王朝民族国家构建与西方化改革的需要，成为伊朗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得以广泛散布传播。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雅利安主义经过一段时期的边缘化后再次公开出现，在官方伊斯兰主义主导下继续参与伊朗民族认同的构建，但雅利安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二者内在的排他性使得伊朗并未走出民族认同困境。雅利安主义对伊朗的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和对外交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国际民族问题理论述要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与广泛的国际民族问题有关的内容.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主义、民族解放的理论,关于民族视角中的国际关系原则(包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与歧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尊重多样性原则等理论范畴)以及关于当代民族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包括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别国民族问题,主张国际力量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等等)作了较全面的梳理.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民族问题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填充了后殖民主义时代国际民族关系理论的空白.由于当代的国际民族问题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明显地有别于民族独立运动时代和冷战时代的国际民族问题,这一理论范畴还有待于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随着我国及国际社会处理当代国际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中国共产党关于当代国际民族问题的理论将更加完善.     

论民族、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以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为中心

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概念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古代“族”的概念以及“族类”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群体分类体系.近代“民族”的使用始于西方术语翻译和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明显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长期在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围绕民族译名及民族形成问题出现过几次论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讨论日益朝解构和多元反思的方向发展.综而观之,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传统导源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强大的包容性使其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外延宽泛、使用灵活的独特话语体系.目前学界对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使用不够规范,建议把民族国家作为特指性概念专门指称西欧早期民族国家,而把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泛指性概念,用来指称所有时期和类型的民族国家.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 ,民族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本文着重探讨如何理解国家主权原则层面上的民族问题 ,指出依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 ,民族自决权的实现主要限于非殖民化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而不是支持在已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分离运动。文章指出 ,虽然中国等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实际上与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是一致的 ,但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国在有关民族问题方面的争议仍然存在 ,其主要原因是不同性质的国家 (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后殖民国家 )在与国家主权相关的一系列观念认识上存在分歧。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下)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 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

本文回顾了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学术探讨的三个时期。前1949时期,民族概念的学术讨论与国家和政治密切相关,受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一国家理论的影响深远。1949—1989时期,民族概念的学术讨论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分析框架,焦点是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1989年以后时期,面对西方理论的冲击和与世界学术对话的需要,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向解构和多元化反思发展,其中“族群”概念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本文认为,在持续一个世纪的发展以后,综合国家政治与学术讨论的影响,中国的民族概念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使用方式。     

社会主义民族论批判

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学说的讨论,正在苏联展开,在其他某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进行着。这使我们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主义民族论”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有的作者否认“社会主义民族论”有任何科学价值。一些苏联作者自己也不想掩饰,这一理论是为苏联国家的超理论的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为完全实用主义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