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地位研究——基于责任论视角

经典道德责任理论坚持道德地位的必备条件是非凡的意识和意志,所以人工智能体不具备道德地位。实用道德责任理论则认为,人工智能体即使不具备意识,但具有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是“道德能动者”,因而具有道德主体地位。人工智能体实际上是“二阶道德能动者”,具备非完全道德主体地位,它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但可以与人类一起构成“人机混合能动者”;而人机混合能动者作为人机交互系统中的道德责任主体,可以承担道德责任。     

论道德主体意识的产生、构成要素和演进形态

作为主体一种特殊的需要意识,道德意识是人对自我进行自觉规范的意识。因而,道德主体意识源于人对社会关系的价值需要的内化。这种自觉内化了的道德意识基于道德认知的基础之上,但更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作为保障。道德主体意识中知、情、意的统一,通过“自发——自觉——自由”这样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     

“道德力”问题初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主体“道德力”的培养和开发问题。“道德力”是主体活动的一种能力。是主体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能力;“道德力”是主体的“内得”和“外施”能力,即道德修养力、实践力和影响力;“道德力”是主体的“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创造能力”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科学技术发展和“人-自然”道德调节的动态关系

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状况决定了“人 -自然”道德发展的不同阶段 ,“人 -自然”道德又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类型、方向、速度和规模进行选择、控制和推动。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绝对性 ;“人 -自然”道德的调节作用具有相对性。因此 ,在科学技术发展与“人 -自然”道德调节这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 ,切不可偏废     

从道德需要的本质看"德治"

道德需要是人特有的需要 ,其满足方式与作用方式都有别于主体的其他需要。从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内化过程 ,是主体道德需要的客观要求 ,也是道德需要实现的过程。道德他律为主体提供道德行为模式和道德评价机制 ,道德自律则将外在的约束化为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需要与道德追求。道德需要是“以德治国”的理论依据之一。实施“以德治国”方略 ,就是要在建立符合当前实际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基础上 ,加强道德他律的作用 ,强化道德评价功能 ,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道德教育与道德主体意识的强化

道德教育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只有道德主体意识不断强化,道德成为行为主体的“自觉”、“自愿”,道德教育的作用才能真正彰显。本文从道德教育中主客体的关系入手,着重论述了强化道德主体意识的重要性。     

真德秀所撰文集序跋探析

真德秀以理学家之独特身份在文集序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不仅有别于文学家,也有不同于其他理学家之处。首先,真德秀的“气论”是以“元气”为上,进而推崇出于“元气”的“圣人之文”。其次,真德秀有关创作主体的“诚”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理想道德的实现;二是创作主体外在事功的完成。最后,在品评人物的道德、功业、词章三者中,真德秀更重视文集作者的道德。     

《论语》中的“智”、“仁”、“圣”关系探微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仁”、“智”、“圣”三者各自在《论语》中的特定的涵义和作用,得出在《论语》中“知”、“智”、“仁”、“圣”是有关联的,并且是有逻辑的展开的。“智”不仅是“知”的完成和实现,还是对“所知”的灵活运用,是处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和智慧的运用,是为了塑造道德人格,发明道德主体。道德主体的挺立的过程,也是在运用智慧,化育万民的过程。这“一进一出”的过程就是“圣”,其是“践行”与“践形”的统一。而道德主体的挺立就是“仁”,其只有“践形”的意义。     

黄宗羲诗学中“元气”的现实语境和理论内涵

宇宙天道层面的“元气”看似玄远,但在黄宗羲这里却有着切近的现实语境和思想理论内涵,具有易代之际的时代文化特征。黄宗羲在诗学中论述的“元气”,意在强调主体性情。黄宗羲诗学中的“元气”以主体的政治立场、道德意识、学术理念为归旨,其中具有阳刚之气的风雷之文与黄宗羲的处世策略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

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根本问题出在对儒家心学的本体的规定上。其实 ,只要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牟宗三所敬服的王阳明的“四句教法” ,就不难正确地理解儒家心学的本体观念 :作为形上本体的良心 ,绝非作为一个伦理范畴的道德主体或者道德意识 ;道德主体或者道德意识都是形下的东西 ,而非形上的本体。     

技术语境下的道德主体研究:从ANT的视角

基于技术工具论和主客二分认识论的人本主义伦理学认为,技术语境下道德活动的主体是人,本文引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这种观点及其基础提出质疑,认为在技术语境下,道德活动的主体并不单纯是人,道德活动是人与技术两种行动者共同能动作用的结果,人与技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联合主体,即“人-技术”,同时,对“人-技术”的道德主体中技术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论经济运行中道德的“自然秩序”及其作用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 ,为了更好地实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目的 ,彼此之间必须达成某种默契———经济运行道德的“自然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完美统一。它不仅可以限制个体的私欲膨胀 ,而且能提高人力资本的X效能、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激发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益。因此必须把经济运行中道德的“自然秩序”和有力的制度安排双管齐下、两手都要硬 ,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高效运行     

网络舆论危机的道德审视及其调整的道德原则

网络舆论危机是社会现实危机在网络空间中的一种传播形式,它包括酝酿、发展、爆发三个阶段.网络舆论危机道德层面的主要表现为舆论内容的非道德性与舆论评价的非道德性.就其危机生成的原因,从道德层面分析主要包括网络道德虚拟性、媒介的价值偏好、网络道德规范的滞后与公众情感的偏执.网络舆论引导应该坚持舆论主体的主体性原则,现实社会“良序”道德的指导原则,以及理性的道德原则.     

道德主体教育与网络文明建设

网络这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让我们的网络道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仅仅依靠以往道德教育手段已很难解决网上道德问题。加强道德主体教育 ,发挥道德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解决网络道德的最佳途径。     

伦理学的使命与意义

伦理学的独特价值由伦理学所肩负的使命和具有的意义体现.伦理学的基本使命在于认知各种道德问题,最终使命则是通过认知各种道德问题而改善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如果说伦理学的使命关乎伦理学“要为什么而做”的问题,那伦理学的意义则关乎“伦理学有什么用途”的问题.意义总是相对一定主体而言的,因而伦理学的意义可以从社会和个人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规范的经济运行呼唤道德的“自然秩序

在规范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目的,彼此之间必须达成某种默契--道德的“自然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和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完美统一. 它不仅可以限制个体的私欲膨胀,而且能提高人力资本的X效能、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激发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益.因此必须把道德的“自然秩序”和有力的制度安排双管齐下、两手都要硬,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规范运行.     

论传统道德认识的比附性

道德认识有两种涵义：一是人们对一定的道德价值体系、道德理论知识的直接感受能力和直接判断方式;二是人们基于一定的道德价值目标和已有的道德倾向性,从“应该如何”的意义上来判断、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自我本身的价值的一种能力和方式。就前一层意义来看,道德认识是一种认知方式;就后一层意义而言,道德认识则是一种道德价值倾向性的表征。但是,从本质上说,二者又是一致的,它们都是道德主体发掘、把握、理解的形式,都是非理性认识的具体方式     

儒家道德主体性意识及大学生道德能力培养

儒家道德主体性意识除了包括自觉性、能动性、自主性和超越性之外,还涵括了道德心理的成长过程以及道德主体性“知、情、意”的圆融统一。道德本能或善端的设定是大学生道德学习可能的前提和动力。活化传统儒家道德主体性意识资源,尊重主体性发展的规律,加强大学生道德学习能力的培养,是高校实施主体性道德教育的根本途径。培植大学生个体道德主体性意识,发展道德思维、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培养道德兴趣和道德实践能力,是当代大学生道德学习能力培养的基本内容。     

公平、正义的证成及实现路径

西方17—18世纪源于唯名论的经验主义、狭隘的唯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给人类的道德、正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它彻底否定了道德、正义在本体论上赖以生存的形而上学,将人类贬斥为与动物为伍的边缘。为了拯救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公平正义,首先是康德从非本体论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出发,论证了理想主义的道德;其次是现象学派的舍勒从情感主义为切入点,构建了道德的本体论,论证了价值的实在性、价值模式的多层次性、知识的多元性,并提供了“善”的判断标准;而哈贝马斯在康德的理想主义形式主义道德、舍勒的实在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一反“独语论”、“单主体性”的道德论证模式而采取“主体间性”,实现了从“单主体”、“意识理性”、“先验道德理论”到“交互主体性”、“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为道德伦理正义、政治哲学的程序化转向提供了哲学上认识论以及世俗理性的重构基础,提出了现代道德、政治正义得以获致的程序模式和程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