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儒学的复兴及其历史地位——兼评汉初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说

学术界一向认为,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的汉初六十余年间,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黄老思想。本文不同意这一传统观点,认为无论就其在思想界的地位还是对社会政洽、文化生活的影响,儒学都超过了黄老之学。事实上,儒学复兴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统一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它构成了汉初思想运动的基本走向。一、汉初统治政策的选择与儒学在政治上的崛起一种学说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种学说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需要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与一定时期统治者对该学说价值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统治政策的选择也有直接关系。汉初儒学的复兴固然得力于儒生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而统治者攻守策略的转换则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历史契机。     

论宋代皇帝与科举

综观20世纪以来海内外对宋代科举的研究,科举制度本身研究较多、较深入,其次,是关于宋代科举对社会的影响,即宋代科举与教育、文化、生活等研究也比较重视,成果日见增多.但是,对于科举的上游——宋代皇帝、政府,研究者却很少,尤其是宋代皇帝与科举的研究更少.下面分别论述述之,期以增进读者对宋代何以成为科举社会,两宋科举何以最兴盛、登科人数达十余万,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科举社会的了解.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

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狱等学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恫吓和欺骗 ,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在统治者的倡导下 ,佛教在民间极为流行。本文对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宋代历史文化与文言短篇小说的流变

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辉煌,使紧随其后的宋代文言短篇小说在很多方面显得相形见绌.但历来对宋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批评往往疏于对其进行动态的观照,也忽视了其自成格局、自成风格的一面及其中所包含的创造性成分.实际上,宋代文言短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较之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均有所推进,特别是一些反映新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而表现出与生活同步的作品的出现,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符合规律的发展趋向.宋代文言短篇小说在美学气象上较之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落差,主要在于"小说"观念的陈旧,新的审美内容为旧的艺术形式所束缚,归根结底则是因为受到宋代历史文化,包括社会形态以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宋代元宵词中的士人心态

宋代元宵节是一个集商业活动、民俗文化为一体的盛大节日。以表现城市生活面貌为主的元宵词成为宋代词人透过繁华表达各自不同内心感受、思考社会人生的载体。宋代元宵词主要反映城市的元宵节盛况,是宋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岁时文化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金代货币制度初探

本文从考证金代货币的种类入手,进而对金代的货币制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与探讨。作者将金代货币制度按不同时期的特点划分成五个阶段,指出在金代初期,尽管战争迭起、资金匮乏,但由于合理地利用了货币制度,使社会经济与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金朝末年币制的紊乱,又成了加速金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认为,金代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强调了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古代货币理论。     

儒家学说中的个人与群体:从关系出发的观点

家族的重要地位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孔子创立了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儒家所关注的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如何建立一个凡俗与和谐的社会,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论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首先,儒家从来不把个人看作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把人理解为社会性的存在。儒家认为,“五伦”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五种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规定是:父母与孩子间的“亲”,统治者与百姓间的“义”,丈夫与妻子间的“别”,年长者与年幼者间的“序”,朋友     

两宋之际孟后垂帘听政与民族矛盾

两宋之际孟后垂帘听政与民族矛盾靳华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朝代。两宋时期，我国北方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及蒙古族建立的蒙古（元）政权与之对立，民族矛盾贯穿始终。两宋立国３２０年，除了宋初统治者奠定了比较稳...     

从社会物质关系透视“权利、法律和犯罪”——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

施蒂纳谴责政治自由主义的人权理论,认为社会权利是由自然血统、神或人民选举等赋予的异己的权利,应该通过“我”的强大权力将权利收归自己所有.他把意志作为法的基础,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犯罪是对普遍的“人”、固定观念的蔑视.他主张将法、法律等从头脑中挤出,使之让位于我“自有的意志”.马克思认为,权利、法、法律和犯罪以客观的物质交往关系为基础,法、法律、国家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马克思还分析了国家政体及其历史变化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原因.     

元青花瓷:多元文化融合的艺术瑰宝

唐代晚期青花瓷就已产生,为何宋代几近湮灭,元代却迅速成熟,居瓷之冠绝?本文认为这是元代特殊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晶。蒙元统治者对蓝白两色的尊崇以及伊斯兰诸国对蓝白两色的价值认同是元青花瓷得以迅速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顺应、继承和光大,以及对西域和伊斯兰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元青花瓷成为国之瑰宝、瓷之奇珍的文化根源。     

论董颖《薄媚》大曲中西施形象的创新与影响

董颖《薄媚》是今存宋代三种大曲中最长的一部咏史之作,以十首联章词完整敷演了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成功塑造了西施对越是爱国功臣而对吴则是亡国祸水的双重人格形象,旨在借古讽今,以此为宋代统治者提供鉴戒.《薄媚》大曲在前人所塑造西施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为宋元戏曲的创作导乎先路,对后世以西施与范蠡为题材的诸多戏曲作品,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主题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释、道三教是在不断冲突、不断融合中共同发展的。从社会教化角度的三教一致到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地位上的三教鼎立、三教争衡,再到思想义理、哲学层面的三教融合,至宋代,社会思想领域最终确立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铸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思想性格和处世心态,从而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思想和艺术面貌。其中,文学主题的演变即是宋代文学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隐逸的精神化转向、迁谪文人的自适情怀以及宋代诗文中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均与当时三教融合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论洛阳牡丹及其文化意义

洛阳自古即为牡丹之乡,至今仍是最为重要的牡丹风景名胜。自大唐牡丹兴起之初．洛阳已与牡丹结下不解之缘。到了北宋,洛阳牡丹更是盛极一时,无论种植规模、盛况持续时间还是社会影响都是其他牡丹景点不可比拟的,于是出现了“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说。作为一个牡丹观赏名胜,洛阳牡丹的形成有着区位优势与历史际遇相互激发的深广因缘,代表了我国古代牡丹观赏的最高境界。在宋代,洛阳牡丹已不仅是一种景观,更是一种文化象征,是一个在文学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审美文化符号。     

奥克肖特论自由理性主义政治

奥克肖特认为,自由理性主义政治是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政治社会无经验、无传统的政治;自由理性主义政治运用理性至上的思维方式来构建自由主义的永恒的政治原则;自由理性主义政治力图提供人类最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方案,自由理性主义政治深深地影响了17世纪以后的社会历史运动。     

试析宋代城镇雇工发达之原因

雇工是中国经济史上一种古老而常见的经济现象。入宋后,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急剧变革和经济的空前高涨,使雇工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于是,雇工这一古代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体再趋活跃,广泛分布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等各个领域。宋代城镇雇工发达的原因可以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生活的艰辛、土地兼并的严重、人地矛盾的加剧及宋代城镇规模扩大,经济繁荣等方面窥其端倪。     

唐宋时期兴庆宫的变化

兴庆宫是唐代的皇宫之一,位于长安城东部的隆庆坊。唐玄宗时候陆续开凿龙池,修建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殿宇宫室,成为玄宗长期生活的寝宫,是玄宗一朝的政治统治中心。宋代的兴庆宫是一座以兴庆池为主的园林,它不仅是文人雅士经常修楔泛舟之地,而且更是广大劳动人民休息游览的地方。本文主要从唐宋时期兴庆宫的范围、政治地位和社会价值三方面论述其由唐至宋的变化。     

宋代杭州的节庆旅游

宋代杭州的节庆旅游活动是一项融旅游、观光、购物、休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游乐活动.它促进了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杭州百姓的生活,扩大了杭州对外的影响,有一举多得的作用.     

明代两浙盐业述略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盐税一直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历代统治者对食盐的产销都十分重视，如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唐代的榷盐法、宋代的折中法等，都是为加强封建政府对食盐运销的专卖而实行的。两浙地区在我国盐业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宋元时期，浙盐的年产量一般约占全国年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到明代，两浙的盐业生产仍十分发达，本文试图对明代两浙盐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与明政府的两浙盐业政策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     

试论叶适经济思想的社会基础

叶适是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关于他的经济思想已有若干论述,本文拟将其放置宋朝整个社会背景中作一粗略探讨。 两税法问世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田制和相沿成习的限制兼并政策到宋代逐步衰弱。宋代统治者曾公开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石守信等拥兵权臣“市田宅以遗子孙”,“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①标志着宋王朝纵容、放任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以及“不抑兼并”政策的确立。此外,宋朝“许民辟士,州县无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②表面上利于小农,实际上手无分文的赤贫小农束手无策,而为地主…     

司马迁的义利观对“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启示

司马迁的"义利观",一是认为利是义的物质基础,强调物质利益活动的社会基础地位;二是认为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利诚乱之始",强调统治者应轻徭薄赋,清明廉政;三是认为致富要走正道,富者应多行仁义;四是鼓励并赞赏不计贫富、舍身为国、行侠仗义的行为。司马迁的"义利观"做到了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它对于我国当前提倡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