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哲学性质的若干思考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太极。理、气关系决定着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本文作者以唯物辩证论思想为指导,剖析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与气的关系,认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朱熹宇宙本体论中的内在矛盾在于"太极即理"、"太极即气"与"理先气后"之间的矛盾。但他论述宇宙发生和天地万物生成问题时,一方面虽然提出理本论思想,另一方面又用气来解释太极即世界本原。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略论方以智的太极观--从"一两之辨"看方以智"一在二中"、"舍二则无一"的思维方式

太极观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方以智的太极观注重太极范畴的逻辑展开方式 ,以太极为理气统一体 ,从太极和仪象的关系 ,推广到太极和天地万物的关系 ,进而讨论了本体和现象的问题。据此 ,他否认易学中的义理学派的世界观 ,即理作为独立自存的实体 ,脱离象数而存在 ,从而得出离现象别无本体的结论。一方面扬弃了朱熹的理为太极说 ,一方面也发展了张载以来的气为太极说 ,成为宋明哲学中唯物主义本体论的代表之一。     

朱熹理本论及其根柢之误

朱熹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本论为核心,形成精密的哲学体系。但朱熹之理却有诸多混同概念,主要有太极即理、道即理、仁即理、性即理等,形成朱熹理学独特的思想造型。朱熹理本论的思想渊源,从派属来看,主要是＂三教合一＂的产物;从师承来看,则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有关。其理论实质则是以伦理纲常为最高原则。其错谬之误主要有：多种概念的混同,暴露了其理本论的根柢弱势;以＂理＂为＂道＂,实为多余与浪费;＂理＂唯性无实,难为本体之用;以纲常为本体实为错谬;理气各有偏颇,均不可为本体等。结论是：朱熹之理不仅是哲学概念混同,更是其理非实而不可堪任本体之用。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由朱熹性理学说观“理一分殊”之多重意蕴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乃为程颐为其弟子杨时解惑时所始发 ,随后成为理学常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其文字的多义性 ,这一个范畴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演绎成多重意义。本文重点不在于说明朱熹如何运用“理一分殊”这一概念 ,只欲通过朱子的性理学说解读“理一分殊”的微言大义 ,借以折射出这一命题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太极动静问题比较研究——从朱熹到李滉

太极动静问题是自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思想提出以来,宋明儒家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朱熹视太极为至高本体,然而在其广大精微的思想体系中,太极动静问题存在双面性。这也给后儒,尤其是曹端、薛瑄等人造成了理论诠释上的诸多困扰,为此,他们二人提出了"活理"思想,认为理自身可以动静,从而提升了太极或理的能动性。韩国学者李滉提出了"理自会动静"的理动论,在解决了朱熹太极动静思想双面性问题困扰的同时,也为自己"四端""七情"的性理学体系建造了通畅的诠释路径。     

"中和"说:朱熹理学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中和"说是朱熹为他的理学体系奠下的第一块基石.他的"中和"说的形成,经历了从师事李侗到转向湖湘派再回到程颐的长期探索."中和"说的形成,使传统的"中庸"思想不仅突出了"中和"的内涵,而且赋予了以人的行为自律、情感中节来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内容,从而通过人的自觉来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     

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王学所实现的哲学转型及其价值

"知行合一"作为王学颇具个性化的哲学理念,融同其他哲学命题与范畴一起走向了 理学的深处,并进而实现了传统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这不会有多少异议.问题仅在于,王学的"知行合一"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依托什么中介来贯通的?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到王学的"知行合一"能否堪称哲学转型?对这种哲学转型应当给予何种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拙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