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经济权力与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

近20年来,中国商界小说空前兴盛并彰显出表现现实的独特能力,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其中经济权力的介入至为关键。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其次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此外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这推动了商界小说由文学场域的弱势话语向强势话语的转向,伴随这种转向,商界小说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凸显其话语力量。     

话语的博弈与整合——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多重话语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存在着多重话语。由启蒙话语在分化的民间话语前的沉默以及女性话语与启蒙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无意识的认同,可以看到解放区各种话语之间的博弈,以及政治话语对其他话语的终极整合,由此潜在揭示出启蒙话语在解放区文化语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局限以及所面临的时代困境。     

解构与重建——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

本文对中国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的中心话语是文言话语,文言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它表征了知识者与民众都缺乏自我认识。到了“五四”,文言话语模式被突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自我出场的白话话语模式。作者还认为,到了３０年代,白话话语被推向边缘,而隐形大众话语则占据了中心位置     

道德评判之外的性别思考——“三言”中两篇同母题小说的文献比勘及其意味

在"三言"中,由于作者性别观念的差异,同母题宋代话本小说<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与明代话本小说<蔡瑞虹忍辱复仇>表现出不同的性别话语.     

叙事诗的弱势因素：时间

叙事诗在时间的把握上体现出更明显的虚构性。作者截取生活断面进行展示，高度压缩事件的进展。这种顺序与其说是自然时序。不如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在诗体话语中，作者无法做到真正的场景叙事。所以说，叙事诗中的时间和情节的关系是粗疏的。     

网络群体类别化标签的话语建构研究

网络传播中群体类别化标签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其生成与流行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以“小镇做题家”观之,文本层面,在场与缺席的三组概念之横向组合及纵向聚合,赋予这一标签以特殊意义。话语实践层面,负向情感的相互交织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需要,成为话语生成与扩散的动力,且公共传播中的话语接合又使其在破圈过程中出现复杂的意义变迁。社会实践层面,一方面,话语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标签式话语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镜像再现,反映了寒门大学生所遭遇的双重脱嵌困境;另一方面,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这一话语也体现出小镇学子通过话语建构实现“逆袭”的心理。     

男性话语观照下的女性叙事——从《午梦堂集》看晚明上层家族对儒家话语权威的超越

本文通过对《午梦堂集》这一叶绍袁所编而多出自家中女性手笔的诗文集的分析,运用叙事学、社会性别理论和范畴,特别探讨了叶、沈一家特别是其中的女性作者们是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对儒家话语权威进行超越的。     

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对话与修辞表达

本文用叙事学理论对童话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特征做详尽分析 ,认为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需要通过叙事话语达到心灵的对话 ;叙事学界定的转述语与叙述语分别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 ,直接影响童话审美性的强弱 ;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是幽默和隐喻。在具体言语的修辞表达上 ,童话叙事话语又具有“模糊性”、“不可信”和快节奏等特点。成人作者对儿童思维与审美心理的模拟既在话语中传达自身的意图 ,又唤起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真正实现对话。     

准直接引语研究综述

准直接引语是一种重要的人物话语方式,它作为一种修辞兼句法手段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作品中。准直接引语是典型的双声语的代表,它是一种混合了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主观意识的话语叙述方式,它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研究。通过对中外学者有关准直接引语研究的综述,希冀对后继引语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启迪与帮助。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主体声音的裂隙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突围--论反思文学中道家话语的发生问题

反思文学的目标在于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它的话语构成时,会发现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同质性和总体性的话语实际上潜藏着一些裂隙。由于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文本中复杂的思想资源并非总是同一性的,导致反思文学的文本声音是多重的,分裂的,其中就有道家话语的声音。反思文学的一些作品还借用或汲取了传统道家文化的思想资源,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突围。以上这些都为道家话语在反思文学中言说提供了一种途径,同时也使道家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发生得以实现。     

“玩笑”话语的语用推理

“玩笑”话语能够增强话语的表现力,使人们之间的交际变得更加轻松有趣,有利于营造一种谕悦的话语氛围。“玩笑”话语在用词上表现出不礼貌的假象,很容易引起话语交际的误解。运用关联理论,从听话人的社会心理反应入手,分析对“玩笑”话语的误解产生的原因,可以在会话中找出话语意图的最佳关联,从而避免听话人对“玩笑”话语的误解。     

《祝福》中的社会方言、叙事模式与话语权力

本文运用社会学批评和结构语义学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分析不同的社会方言介入叙述句法的程度 ,对《祝福》作出新的解读 ,认为多种不同的社会方言和意识形态话语的交互压迫是造成祥林嫂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 ,从文本叙述者 -作者时分时合的复杂关系来看 ,叙述者 -作者正是在替那些外在于自我的“他者” (OTHERS)建构叙事的过程中 ,建构起自己作为知识分子 -启蒙者的话语权力 ,从而消除了由于社会转型、角色转换而带来的危机感和焦虑感 ,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同     

广告语言和民间流行话语（二）

二、民间流行话语融进广告语言所突显出的特点 （一）广告语言借助民间流行话语充分放大了广告的传播效应 广告语言借助民间流行话语，会在作为广告语言的使用中离散出许多发源自民间流行话语本身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微观特点；同时民间流行话语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广告语言借助民间流行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优势，我们称之为宏观特点。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寻根话语:“民族”叙事与现代性反思

1985年前后发端的“寻根”话语,提出了以民族文化重建民族主体性的要求,并通过对乡土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重构表达了对现代化浪潮的审慎态度.作为一种民族认同话语和反思的现代性话语,寻根话语表现出对全球化文化霸权和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其敏感性和先锋性在今天仍然显得难能可贵.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     

故事讲述:“拒绝与抗争的开始”——浅析《别名格雷斯》中的女性话语策略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别名格雷斯>中体现了她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照.女主角格雷斯是一个禁锢在男性主导话语体系中的沉默"他者".被作者赋予声音的格雷斯用巧妙的话语策略讲述自己的故事,隐藏了真实自我,展现出多变的个体,从而抵制了男权话语对其身份的建构.     

英汉语学术书评中的元话语比较研究

近午来对“元话语”的研究不断受到关注。相关的研究证明了元话语在众多体裁中的重要性——语篇、表明作者对命题的态度以及与读者互动交流。采用Hyland＆Tse（2004）的元话语理论框架,基于对语料库的分析,比较和探讨英、汉语学术书评中元话语使用的异同情况及相应的社会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