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义和团镇压白莲教

方诗铭先生在他的《义和拳(团)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一文中,把义和团对白莲教的镇压当做其论据之一,认为“义和团在行动上,也公开与白莲教为敌”.笔者对此看法持异议.众所周知,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秘密宗教,从元末到明末,不止一次地组织过农民起义.所以,早在顺治十三年就曾下令禁止“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则更是把白莲教视为洪水猛兽.这样,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白莲教便成了一切“邪教”的代名词.     

义和团源流质疑

一关于义和团的源流,在今天能见到的有关正史传记、清政府官方文件和当时人的一些著述记载中,认为是白莲教支派的居多。“义和会源出八卦教乾坎二系”;“查义和拳即离卦教中所称之义和门,与白莲教同出一源”;义和团“实白莲之余烬”;义和团“其术分八卦为八门,名八卦教,乃白莲教遗孽”;“义和拳即八卦会匪,与白莲教异派同源”……。在有关记载中,当时被誉为在义和团源流问题上“说帖考之最详”的,是曾任吴桥知县的劳乃宣在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所写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文中说:“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清史稿》的一些传记中皆从劳乃宣说,其它一些著作中有关义和团源流的说法,也大都     

义和拳(团)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

义和团运动期间,当时任清朝政府吴桥县令的劳乃宣,刊布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认为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并直接出于一八一三年曾发动过起义的八卦教(天理教)中的离卦教。这个结论,此后为一般著作所接受。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义和拳不但不是白莲教的支派,而且两者之间是敌对的。从《金乡纪事》看义和拳与白莲教是两个敌对的组织《金乡纪事》三卷,阳湖吴增礼石录。所录是他在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在山东金乡县镇压八卦教起义的经过,以及有关的文告、禀帖、书信等。书中也涉及到了义和拳。《金乡纪事》所记关于义和拳的史料,共五条: (一) “兹据查,有贾家楼民人王普仁,的系卑县地方传教首犯。……拿获王普仁到案。讯据供认原籍城武,寄居卑县,并曾教拳,并不传教。”(二,《通禀》)     

山东义和团是由八卦教“武场”演变而来

<正> 义和团与八卦教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山东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及其发展》(《破与立》1979年第六期)一文中,曾有论述,但问题没有展开,有进一步加以探索的必要。现就以下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八卦教的文、武组织是由乾隆年间王伦的清水教创建的。据戚学林:《纪妖寇王伦始末》中说:“(王)伦居阳谷县党家店,……以拳棒教授兖东诸邑,阴用白莲教诱人炼气,云练气可饥半月不死。……伦每出,辄弟子数十人从练气,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清官吏也说他是:“阳以教习拳棒为名,阴行其谋为不轨之实。”王伦的清水教分为文、武两部分是清楚的。“文”的以“炼气”为功,是秘密的;“武”的“教习拳棒”,对外是公开的。     

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

一义和团组织,流派复杂,源远流长。仅山东义和团组织就有大刀会、神拳、义和拳等秘密会社;而这些组织,都和历史上的白莲教的八卦教有关。历史上山东的秘密会社名目繁多,但大都是属于白莲教系统。白莲教在山东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在山东曾经发动过多次的起义,如:永乐年间山东鱼台唐赛儿的起义,明末山东巨野王好贤和徐鸿儒的起义等。清朝初年,白莲教在北方的一大支派——八卦教在山东逐     

论大刀会的性质

<正> 义和团在山东的最初组织,除了鲁西北和直隶交界地区原不拜神的梅花拳以外,其余的所谓红拳、神拳等组织,基本上都根源于大刀会;而且后来凡称义和团的组织,都学大刀会焚符念咒和练功避枪炮的形式,把矛头指向洋教势力。因此,弄清大刀会组织的性质,对于考察义和团的性质是有助益的。“大刀会即铁布衫法,乾隆、嘉庆时称金钟罩,目为邪教,严行禁绝。”它与白莲教的关系以及1896年被镇压后改名为红拳、神拳以来的性质,这里暂不讨论。本文仅论述大刀会1894年至1896年期间的组织性质问题。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就岳飞镇压杨么起义与马强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刊载的马强同志《镇压杨么为岳飞“污点”说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认为,岳飞镇压杨么农民起义是其“抗金爱国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肯定。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兹就该文的几个主要论点提出商榷。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毓贤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何正确评价毓贤,我认为值得重新考虑。本文拟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关系及其对毓贤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义和团运动时期毓贤的功过加以剖析和辩白。支持义和团并非阴谋欺骗毓贤承认义和团“是自保身家”(《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44页,以下简称《义丛》)的合法团体,采取“抚”的政策。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义和拳发展壮大,毓贤无力镇压,乃采取阴谋欺骗利用;有的则认为这是从内部腐蚀和涣散义和团的恶毒策略。历史果真如此吗?东抚任内对义和拳的态度。一八九九年,平原拳教斗争开始时,参加仇教活动的拳民为数不多,地方当局并非无力镇压。署     

天完红巾军与白莲教的关系一证

元末天完红巾军的组织者,同白莲教有密切关系,这是读史的人都知道的。《元史》说徐寿辉、邹普胜等“以妖术阴谋聚众”,就是指他们通过白莲教秘密地组织队伍。但是,其中详情,因为史籍缺载,不容易弄得清楚。这里想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     

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

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赵春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康梁维新而人士普遍对义和团采取敌视态度，呼之为“匪”、为“盗”、为“乱民”，指责义和团“召怒各国”、“贻祸国家”；而对借口镇压义和团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康梁等人则...     

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拙作《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发表之后,似觉言犹未尽。与此同时,史学界提出了引人注目的义和团“奉旨造反”的论点,实际上也涉及到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为此,有必要再就义和团运动高潮间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进行论述。     

“平均利润价格”理论能成立吗?——与史哉书同志商榷

史哉书同志在《价值转形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一文(以下简称史文)中,批评马克思创立的生产价格理论“自己违反了自己的一些已有的原理”之后,提出了——“平均利润价格”理论。指出:“在平均利润率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下,资本家怎样得到平均利润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利用价格与价值背离对价值进行再分配的问题。     

关于义和团起源的文化地理思考－兼议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成因既要从社会制度产生危机的内外根源来寻找,也要从发生地的局部社会结构和民间文化因素来寻找。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首先出现在鲁西,而不是出现在受帝国主义经济冲击更为严重的广东及江南地区？义和团宗教形式的来源究竞是白莲教,还是鲁西民间文化？义和团本身的习武内容,属于“武术”抑或“巫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全面揭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鄂西“神兵”起义纪略

1920年,在土家族、苗族聚居的鄂西山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神兵起义,一度蔓延到川黔湘边区,时起时伏,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神兵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团体,有很多近似义和团、白莲教之处。当年曾在鄂西战斗过的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中指出:“神兵虽然是迷信团体,但其成员大都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了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除了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外,一般地不欺压群众”。神兵起义矛头直指军阀、团防、土匪和贪官污吏,攻城掠地,歼灭过大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庄重大的事件,至今已九十周年了。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即就建国后在义和团运动问题讨论中,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说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历史教学》1958年第11期)“义和团的农民革命运动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以山东为中心涌现出来”,“它构成近代史前期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     

鲁西南大刀会考

<正> 一、大刀会名称考大刀会本名金钟罩,是白莲教的支流,“大刀会”是它的俗称。“大刀会”这个名称,早在雍正年间即在文献中出现。它大约在光绪初年开始在鲁西南以及毗邻的苏、皖、豫边界地区传播,1896年转入反洋教斗争。在我国北方,以秘密会社的形式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教会的斗争,盖自此始。在义和团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大刀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刀会因何得名,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这关系到对大刀会形迹的理解,因此还有考明的必要。有的同志认为大刀会是因随身携带刀械而得名。在调查材料中也有“大刀会是外人见他们背着大刀,所以就称他们为大刀会”的说法(见《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以后凡口头材料,均引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但     

甲子纪年有“三元说”小考

今年是农历甲子年,并且是三个甲子中的“下元甲子”。过去,有人认为下元甲子必遭劫数,年头不好。特别是在白莲教各种支派的经卷——宝卷中说得很多,如:黄天道经卷《普静如来钥匙宝卷·钥匙佛如来开天华分第二十》说:“下甲子,定句头,准备回宫。天又动,地又震,人有诸病;皆因是,人遭难,痨病年成。”等等。上述种种     

对陈独秀生年的一点补证

史谭同志的《陈独秀的名、字、生年和留学学校》(《学术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根据第一手材料论证指出“陈的生年并非一八八○年”。我同意这个论断。把陈的生年视为一八八○年,似乎已成定论。据我所见,除了史文已经指出的陈善德的文章外,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文     

《金史·食货志》修纂考

《金史·食货志》编修质量很高,“在十三种《食货志》中是写得比较成功的一部”(梁方仲语)。关于该志始创者,学界一般认为是元初王鹗。然逐条核查该志五卷史文,发现其取材与同书本纪直接相关,两者总计有114条史文相合,约占前者1/3篇幅,由此可以确定两者有着共同的源头。此外,该志部分内容还与同书列传若合符契,其中以《高汝砺传》《胥鼎传》最为典型。根据志、纪、传所呈现出的相互联动关系来看,三者应系同一时间出自一批人之手,恐非元初王鹗辈,而是直接采摭自金代诸帝实录。这样就从《金史》编纂的整体脉络坐实了《食货志》作者及史源问题。     

也说“臭老九”的由来

1980年,《随笔》第11集《“九儒”说略考》一文认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咒骂为是“臭老九”,是来自谢枋得所云的“九儒”。我看并非如此。宋末爱国诗人谢枋得所言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说“儒”的社会地位低下,竟在娼之下、丐之上。如按这种说法,“儒”的社会地位如此低下,“四人帮”为何还要丧心病狂地加以镇压呢?“四人帮”之所以要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根本原因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